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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来者，成为后学者的典范。
如在论及历史上灾荒的成因时，邓拓指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注：《中国救荒史·绪言》， 见《邓拓文集》第二卷， 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另参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3年7月影印本。 下同。 ）他认为，灾荒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即"居于人类生活主体之外，并给与人类生活以某种程度的阻碍或便利的各种固有的地形、地质、温度、雨量等自然力"（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因素是首要的和根本的原因。他认为，以往的"学者对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往往作过高的估计"，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自然环境属于外部条件，它以"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条件为依据"，即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所以，纯粹拿自然条件来解释灾荒发生的原因，是肤浅之举，将难以看到历史的真实情形，"灾荒形成的最后原因，或促发严重灾荒的基本因素"，是"最根本的人为的社会条件"。（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总言之，"从来灾荒的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注：《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二章《灾荒的成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邓拓将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考察、深入分析，这样，邓拓对灾荒史的研究就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了历史问题中带有实质性的内容。
第二，史料丰富，论述全面，分析深刻，体系完备。在写作《中国救荒史》之前，邓拓广泛阅读了各种史料，摘抄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仔细地理解、斟酌，于零碎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和解决问题。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使用了所能见到的各类史料，经史子集无不包容其中。如第一编第三章《灾荒的实际影响》在述及由于灾荒所造成的人口流移和死亡时，就引用了《汉书》、《后汉书》、《晋书》、《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文献通考》、《通鉴纲目》、《宋稗类抄》、《石林避暑录》、《康济录》、《昭代典则》、《名山藏》、《东华续录》等多种史料，以及近人的数种报刊。因此，该书资料翔实，视野极为广阔，为考析的全面展开和结论的最终获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救荒史》中，既有科学的理论前提作为统领，又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和全面的条分缕析；既阐明了灾荒和救荒的涵义、论述了历代灾荒的实际情形，又探究了救荒思想的发展和救荒政策的实施；既关注灾荒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辛酸，又揭示了灾荒产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特别是对于造成灾荒的根本原因--社会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既肯定了历代统治者积极救荒的成效，又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而致的消极救荒和救荒成效的有限，处处展示了邓拓历史学家的卓越史识。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立场鲜明。本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社会凋敝，民不聊生。面对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身为热血青年的邓拓，不愿坐视国家的沉沦，大声疾呼，为祖国的崛起而呐喊。他说："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鄙视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注：傅家麟：《青年时代的邓拓》，见《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写作《中国救荒史》，正是基于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现实的出发点。确如邓拓在该书《绪言》中所说，救荒史的研究，不仅要记述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济政策、揭示灾荒之社会病态及其病源，还要分析历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态和性质的演变以及它们和灾荒的关系，揭发历史上各阶段灾荒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找出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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