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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教训，"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史为明鉴，学术研究贴近社会现实，为社会现实服务，使得邓拓的史学实践充满了时代感、责任感。在《中国救荒史》里，邓拓坚持真理、坚持学术良知，不畏权贵、不避时政，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
《中国救荒史》是邓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救荒史的第一部专著。虽然邓拓当时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青年学生，但是由于他解决了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因此，商务印书馆在刊印《中国救荒史》时，已经将它列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名著，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加以推出。可以认为，《中国救荒史》是邓拓史学成就的典型体现，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坚实地位。
二
邓拓的史学成就还集中体现于其《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该书由8篇论文结集而成， "前头六篇是抗日战争以前在《新世纪》、《时代论坛》、《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上发表过的；只有后头两篇是全国解放以后在《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上发表过的。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年月里，没有时间研究历史，不可能写历史论文。全国解放以后，重新接触到历史问题，才又写了两篇"（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1959年，邓拓将发表于1935-1936年的6篇论文略加整理，或补充材料，或修订观点，有些还改动了文章标题，连同发表于1955-1956年的2篇论文一起，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为名由三联书店出版。
《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集结的文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所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古代经济史的多个方面。从收入该书的8篇论文来看，不仅在发表的当时独树一帜，引起较大反响， 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今天仍然富有启迪意义。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实际上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在文化领域的较量。表现在史学界，则是围绕着中国社会史展开的激烈论战。邓拓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成长起来的。1935-1936年，就读于河南大学的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陆续发表了7 篇历史论文：《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4期）、《中国历史上手工业发展的特质》（同前，1936年第3卷第2期）、《再论中国封建制的"停滞问题"》（《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2期）、《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的奴隶制度问题》（《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3期）、《中国封建制停滞的历史根源》（《时代论坛》1936年第1卷第11号）、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4卷第1号）、《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同前，1936年第4卷第3期），"对于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从古代奴隶制度的问题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的问题"（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集中地进行探讨，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
邓拓指出，发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当时的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激烈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因为"从陶希圣到胡秋原、任曙以至于王宜昌等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作了使人头昏的一系列颠倒是非的歪曲。他们虽然各执一说，没有统一的主张，然而在阉割历史这一点上，他们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为了回击反动文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和阉割，邓拓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对中国经济史进行了悉心的探讨，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同时又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沿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共同道路前进。中国的历史，"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个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这是邓拓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明确表述。在文章中，邓拓详细探讨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及分期、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古代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辨别、批驳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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