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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前资本主义社会说、亚细亚生产方式说、专制社会说、佃佣制社会说及"反复论"等形形色色的观点。其中见解新颖、多所发覆，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许多错误认识，受到史学界的瞩目。如他在考察中国历代手工业的经济形态时，仔细地研究了官营手工业、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认为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而官营手工业箝制了其它手工业形式的发展，进而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使中国封建社会显示了"历史的龟步"，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之一。（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国历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在论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时，着力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在外力的作用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说"和"外铄说"，解决了"中国封建闭关的局面被打破以后，为什么不能迅速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偏偏会被国际资本主义紧紧地支配着，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难题。他认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若干条件，但是还很不成熟。"正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没有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十九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生长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所以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完全被奴役的命运"，因此，在中国将要发生的"产业革命，绝对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这些论文与其后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一起，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使邓拓跻身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行列。
建国以后，邓拓行政事务缠身，但他仍然十分关注史学研究工作，并积极地投身于史学实践中。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同时，通过认真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外界的许多干扰，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三
邓拓不懈追求，奋力拓荒，不仅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审视他的史学成就，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不可忽视的学术特征及风格。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整个历史研究中。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一样，邓拓的史学研究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其研究领域里居功甚伟。参加社会史论战和写作《中国救荒史》时，邓拓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但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苦痛，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经常强调，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对于所掌握的各种资料，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立场，把握历史的真实。在史学研究中，邓拓身体力行，将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历史的许多难解之谜。
2.广泛涉猎，多方收集，扩大使用史料的范围。在邓拓的史学研究中，"五经皆史"，不仅详采存世的各种史籍，而且重视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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