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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邓拓的历史著作和论文，除正史之外，通鉴政书、诸子百家、甲骨金石、笔记杂抄、传记文集、野史小说、方志碑文、年谱家谱、契约帐簿、报纸杂志、诗词传说等等，尽为所用（注：参见李乔：《略论邓拓的史料观》，载《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并且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妙用迭现。如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中，邓拓曾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它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契约、文书等珍贵资料，与史籍相印证，补充了史籍记载的不足。这种史学研究的方法，独特新颖，影响极广极大，为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足资效法的范式。
3.注重证据，强调"通识"。邓拓的史学研究，承继了清代朴学的合理成分，穷究史实，注重证据；同时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全面考察，综合分析，以求得出科学的认识。他认为，"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时，必须统揽历史的全局，善于将各种零碎、杂乱的资料悉心整理，于蛛丝马迹中寻出掩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实际情形。邓拓的史学论著，处处可见此种方法的自如运用。
4.贴近社会现实，普及历史知识。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邓拓较长时间内未能潜心于史学研究，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问题的思考，并且为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历史知识、用历史智慧武装人们的头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建国以后，邓拓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中挤出时间，撰写了大量的历史短文，针砭时弊，倡导正气。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燕山夜话》，于1963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渊博学识、敏锐观察力及理论勇气，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中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极具启迪意义。
1966年，54岁的邓拓在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中含冤而逝。他留给后世的史学研究文字并不很多，但这已经足以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竖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虽然，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的一些观点还不完善，如邓拓自己所言："其中有许多重要论点，不但没有全面地充分地展开，而且还有不妥贴的地方，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卷前小语》，三联书店1959年初版，1979年再版。后收入《邓拓文集》第二卷。）然而，这丝毫不能削弱邓拓的史学成就。今天，当我们回眸邓拓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们艰辛跋涉的足迹，感受他们于筚路蓝缕中的开拓之功，不能不产生许许多多深长的思考。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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