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功爵制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渐产生和确立的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军政制度。军功爵制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夺取政权，对于秦汉封建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在战争中鼓舞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军功爵制也助长了对敌方士卒和平民的大屠杀，甚至在己方士卒间也不惜杀良冒功，这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看其历史作用是：

    1．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势力，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的成长、壮大。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大量荒田被开发利用，私田日渐增多，井田则由于“民不肯尽力”而大量荒芜。许多奴隶和平民通过开垦荒地，逐渐摆脱了奴隶主贵族的控制和束缚而成为自耕农。“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私营工商业者。但是，不论是自耕农还是私营工商业者，虽然在经济上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在政治上仍然处在社会底层。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虽然“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但仍然被视为“无寻尺之禄”的人，[14](p476)更不能与那些拥有世袭爵禄的卿大夫相提并论。军功爵制的推行，使出身于士、鄙人和工商业者等社会下层但立有功劳者，如管仲、鲍叔牙、孙叔敖之属，也可因此而得到较高的爵禄，跻身社会上层，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阶级还将军功爵制作为他们向奴隶主贵族集团进行夺权斗争的工具。前述晋定公时赵鞅在誓师词中对“克敌”的上大夫以至庶人工商、人臣隶圉等的各种承诺，实际上就是利用军功爵制以壮大自己。一方面，作为奴隶主的君主们要奋发图强，改革政治，需要有才干的人辅佐；另一方面，地主阶级或正在向地主阶级转化的鄙人、士和工商业者，也要求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奴隶主的君主想用田宅爵禄换取臣下的效力，而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们，则利用得到的田宅爵禄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并培养出更多的新兴地主。”但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必然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战胜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在春秋时期新旧制度的转变过程中，军功爵制起了很大的作用。[1](p13)

    2．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战国时期，虽然新兴地主阶级大多已掌握国家政权，但奴隶制残余势力依然很强大，世卿世禄的世袭观念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彻底剥夺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各国普遍进行了政治改革，建立了以“食有劳而禄有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和“循功劳，视次第”为原则的军功爵制。《史记》卷68《商君列传》载：“秦王显岩穴之士……序有功，尊有德”，实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政策，就是为了使“有功者显荣”，以打击旧贵族势力。而甘龙、杜挚等人，主张“缘法而治”、“不变法而治”，甚至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实际上是要“安于故俗”，即维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等级制。裴驷《集解》引《新序》称商鞅变法，“内不阿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剥夺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和既得利益，因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以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当时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如墨子、商鞅、韩非、石仇等人，都高度评价军功爵制对于巩固政权、稳定统治的作用，如《墨子·尚贤中》云：“何谓三本?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而商鞅更将是否能有效推行军功爵制，提到了关乎国家“存亡之机”的高度。[15](p63)《说苑·敬慎》引石仇列举的九种足以亡国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国爵不用，足以亡”。他们的论述，虽有夸大之处，但军功爵制在战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则是毋庸置议的。[1](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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