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了战争中的大屠杀，故秦国被时人称为“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16](p2461)朱绍侯先生在《“计首授爵”之弊与吕不韦、尉缭在秦统一战争中的贡献》一文[1](p160～1178)中，列举了自商鞅变法至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军的历次大屠杀记录。他指出，在此前后110年间，共有1617 000人惨遭杀戮。其中秦昭王时就有14次大屠杀，死者1253 000人。这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正是秦国“计首授爵”奖励军功政策的必然后果。为了立功受奖，就要多杀人；为了增加斩首的数量，甚至不惜杀良冒功。因此，《史记》卷83《鲁仲连列传》“集解”所引谯周关于“秦用卫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之说，是可信的。朱先生还援引《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中记载的两个夺首争功的案例，进一步说明在“计首授爵”政策的蛊惑下，秦军杀良冒功已非个别现象。这必然引起关东六国人民普遍而激烈的反秦情绪，许多地方都顽强抵抗，誓死不降，从而使秦的统一战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直到吕不韦当政期间(前249～前237)，秦国改变了单纯“计首授爵”的奖励军功政策，才扭转了秦军日益严重的大屠杀趋势。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秦军攻赵平阳，又发生了大屠杀。但在国尉尉缭的影响下，再一次扭转了“计首授爵”制，故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未见有大屠杀的记录。秦国仅用十年时间，就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消灭关东六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固然与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还在于秦政权接受尉缭的军事思想，适时改变策略。正如朱先生所论：如果秦不改变其在战争中的大屠杀政策，就不可能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
朱先生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决不限于此。但仅就以上数端来看，不论是其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深度，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军功爵制的演变过程，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正确把握军功爵制的性质、作用和历史地位，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研究中旁征博引，用具体的史事和大量的数据，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得出的结论信而有证，颇具说服力。他往往能从细微处看全局，从平常中见卓识。他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但并不固步自封。正如朱先生所说，他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甚至是从否定到否定的过程。他在研究中还特别注重利用考古新材料，及时充实和完善旧说。近年来他利用张家山等地出土的简牍材料所写的多篇系列研究论文，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为学界树立了榜样，更是值得敬佩的!
参考文献：
[1]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陈其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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