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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史实之真伪不可不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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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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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止万福。比至豫章，获奉教益，不胜慰幸。归司衮衮多事，未果上状，以浼记室，良负愧怍。近来本军钱粮阙乏之甚，今专令幹官张大夫见曾漕面恳，因行，略此候问，幸恕灭裂。不由参见，惟幾为国保重，即膺峻擢，不宣。飞咨目，顿首再拜奉使郎中台座。
释文认为，“曾漕”之“曾”，疑为“尊”之误。据史籍记载，在绍兴三、四年之间，江南西路的“漕臣”，即“转运副使”是曾纡。vi可知“曾”字不误，特别在绍兴三年（公元１１３３）初，岳家军的钱粮一度十分缺乏。“幹官”即是岳家军中的幹办公事，亦称幹办官。绍兴四年（公元１１３４），岳家军中有“武功大夫”、“幹办官”张旦。vii书简中提及“幹官张大夫”，可能即是此人。此帖的字迹显然与三份真迹有异，然而我们依据邓广铭先生的思路和论述，也不难看出，帖中两处“飞”的签名与前三份真迹相同。由此可知，此帖当是幕僚代笔，而由岳飞亲署两处“飞”字的书简。
六、《致观文相公札》和《与赵忠简书》两帖。《岳飞墓庙碑刻》第３６至４１页刊出两帖碑文。此处不必备录两帖全文。从内容看，似无可挑剔。宋时“相公”一词是宰执等高官的尊称，不能滥用。观文殿学士或大学士则是宰执罢免后，授此荣誉虚衔。前一帖既称“鼓励军士，直抵淮阴”，水之南谓阴，当是在绍兴四年冬援淮西时。另外的绍兴六年（公元１１３６）和十一年（公元１１４１）两次出兵，未能成援助之实，无此可能。清人考订为岳飞致李纲的书简。当时拥有观文殿职名者至少有李纲和朱胜非两人。朱胜非力荐岳飞复襄汉，亦非没有可能。后一帖既称“逆豫被废”，当在绍兴七年（公元１１３７）十一月刘豫伪齐政权垮台之后。信中批评赵鼎“迄无定算”，也可与后来岳飞说“相臣谋国不臧”viii相印证。但两帖的笔迹无论如何与真迹不同，即使是“飞”的签名也不相同，故难以判断为真迹。
七、宋高宗手诏的真伪。传世有宋高宗给岳飞手诏真迹一份，“卿盛秋之际”云云，又有其御押，时间为绍兴七年。其文字与《鄂国金佗稡编》卷２所载相同，我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依次编排为高宗宸翰四十四。宋高宗手诏的特点一是必须亲笔，宰执只能为他草拟，由他本人执笔定稿，二是一般还必须有御押。押是宋时流行的特殊的签名符号。ix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看来，只有高宗宸翰一没有御押，可能是因为其时岳飞官位尚卑。给大将等的手诏，都是在军务紧张的非常时期，显示皇帝亲自下令的权威性。清人说宋高宗手诏可由“词臣代为”，是不对的。当然，宋代的诏是由词臣撰写的，这与手诏不同。岳珂编著《鄂国金佗续编》，第一卷是《高宗皇帝宸翰摭遗》，为宋高宗手诏，第二卷至四卷为诏，列为《丝纶传信录》之首，其规格、样式与手诏不同，前有“敕”字，读者自可对照。《岳飞墓庙碑刻》第６９至８１页刊出宋高宗诏达五份。其中之一即是上述手诏，但对照真迹，可知在勒碑之际，字行已作调整而增多。其他四份，《援淮西诏》碑文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高宗宸翰八十一有一字之差，但从字迹和御押看，似为真迹，时值绍兴十一年。《趣进兵招捕诏》即高宗宸翰三，碑文有御押。《令赴行在诏》即高宗宸翰四，碑文无御押，而《鄂国金佗续编》卷１所载有御押。其发布时间均为绍兴三年。两碑文字迹相同，而与前两份碑文小异。依我之见，可能是反映了从绍兴三年到七年之后，宋高宗字迹之变化，x而后一碑文在摹刻时又漏落其御押。至于另一份绍兴六年《起复诏》碑文，末尾虽有“皇帝书赐岳飞”，字迹与真迹颇异，又无御押，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也得不到印证，无疑是赝品。
八、前后《出师表》等非真迹。我已发表了《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xi主要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墨迹非真，乃是复述前辈学者的研究，二是从时间上看，按伪托《出师表》的自述，其时岳飞恰好正值自鄂州往临安的途中。后来见到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稿，恕我直言，感到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的岳飞不可能有分身术，也不可能如同现在乘飞机，半途即可改去南阳。在此还可以再举第三条理由，这也不是我的发现。清史专家王戎笙先生对我说，有人撰文，指出此件伪作犯了宋钦宗的御讳。古人十分强调避名讳的习俗。宋时科举考试程文中若犯皇帝御讳，是要黜落的。岳飞作为一个大臣，岂有犯御讳之理。如由幕僚张节夫执笔的《谢讲和赦表》，其中将汉代娄敬改写为“娄钦”。xii因为“敬”字犯宋太祖祖父赵敬御讳。南宋晚年，高斯得在奏中说：“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灵汙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xiii此处说的是汉桓帝和汉灵帝，但为了避宋钦宗的御讳，将“桓”改为“元”。但是，在伪作《前出师表》中，却依诸葛亮的原文，照样使用“桓”字。江南俗语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但在此请恕我说一句满话，有了以上三条理由，任何企图证明此件书法为岳飞真迹的努力，只怕永远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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