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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三年二月)暂且将郝随调任延福宫使，以平众怒。史称：“内侍郝随娇横，（席
）旦劾罢之，都人诵其直。”[8]( 卷347《席旦传》)这一处分实在太轻，给事中
龚原又上疏“论郝随得罪，不得居京师。”[8]( 卷353《龚原传》)然而郝随与徽
宗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知情者“或揣上意且起用”。[8]( 卷328《安焘传》)果
不其然，郝随不久复官，并升任知入内内侍省。席旦、龚原等官员反因弹劾郝随
而遭贬。郝随此后更是有恃无恐，动辄告御状，“泣诉于上”。而徽宗总是“慰
勉之”。[9](卷上)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十月，郝随死，“谥荣恪”，[11](
礼58之92) “赠开府仪同三司”。[11]( 仪制13之2)此职乃文臣寄禄官之首阶。
郝随以何功何德享此殊荣，难道仅仅因为他曾侍候徽宗生母？这更让人怀疑郝随
实乃徽宗的幕后拥立者。
诚然也有反证，即郝随党同章□。史称：“章□专政，结内侍郝随，以固权
宠。刘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济。”[11]( 礼53之6)确实，哲宗后期，章□拜相
，“结宦官郝为助”。哲宗的动向由郝随“觇知”，再“密语（章）□”。[11](
职官67之9)然而北宋后期，政局变幻莫测，官员翻云覆雨，利益集团不断重组。
官员分道扬镳乃至反目成仇，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批变色龙中，以杨畏最
负臭“名”，人称“杨三变”。[8]( 卷355《杨畏传》)徽宗即位后，章□、郝随
处境迥然不同，足见二人已分道扬镳。其原因也许正在于二人拥立对象不同。
向太后询问梁从政后，深感事态之严重。她唯恐发生变故，于正月十三日黎明迅
疾召集宰执大臣商议继位重事，并部署加强都城警戒，要求各地务必保持安定。
向太后在召见大臣之前，已成竹在胸，即所谓“圣意先定，牢不可移”。[12](
卷15《入内都押梁从政降官制》)这位弱女子一改优柔寡断的旧习，顿时颇有决断
，固然是形势所逼，或许也与郝随的策划和支持有关。 三、“朝议” 流于形式
宋徽宗即位的合法依据是宋哲宗《元符遗制》。北宋前七帝的《遗制》至今
仍保留在《宋大诏令集》卷七和《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之中。其中，太祖《开
宝遗制》为太宗伪造，或许尚嫌证据欠充足；哲宗《元符遗制》系冒名之作，则
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哲宗《元符遗制》称：“皇弟端王某，先帝之子，朕之爱弟
也，仁孝恭俭，闻于天下，宜授神器，以昭前人之光，可于柩前即皇帝位。”这
并非哲宗的临终遗言，而是向太后主持下的“朝议”即御前会议所作出的决议。
其草拟者虽然是大臣，实则向太后之意。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看，宋代的“朝议”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最高统治者
遇到军国重事与烦难问题，往往召集大臣商议，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虚心倾听并
加以吸取，以便作出正确决策。“朝议”实可视为古代政治中的现代政治因素，
专制独裁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因素，尽管其范围极狭小、程度很有限。然而这次非
常御前会议自有其非常之处，不仅主持者是代行皇权的皇太后，参加者仅宰执大
臣，旁听者只限于宦官，而且完全流于形式。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详尽。向太后“
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宰相章□首先
发言，他傲视向太后，“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章□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
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
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其理由仅仅是哲宗生前曾对她说：“端王有福寿，又仁
孝，不同诸王。”[13]( 卷520元符三年正月己卯)且口说无凭，死无对证，谁也
不知是否确有其事。向太后陡然如此刚毅果断，为章□所始料不及。他仍不服气
，公然顶撞向太后：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8]( 卷22《徽宗本纪·赞》
)知枢密院事曾布先斥责道：“章忄享，听太后处分。”[8]( 卷471《章□传》)
赓即表白：“章□并不曾与众商量。”尚书左丞蔡卞顺水推舟，连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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