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李德懋对琉璃厂的描述，我们得知，《知不足斋丛书》当时赫然列于琉璃厂之名盛堂（书肆）。《知不足斋丛书》是乾隆至嘉庆年间徽商鲍廷博父子所刊，全书共分三十集，以八册为一函，以一函为一集，陆续发刊。其中前二十七集为鲍廷博所刻，后三集由他的儿子鲍士恭续刻。丛书共收书二百零八种（含附录十二种）。据今人研究，《知不足斋丛书》的筹措，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之前，但正式编定、付梓的第一批前五集，当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因此，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李德懋在琉璃厂名盛堂看到的《知不足斋丛书》，应是该丛书的前面几集。嘉庆元年（1796年），海宁周广业曾指出：“鲍氏书纸贵一时，且各集先后踵出，非积年不能全。余既不能买，又艰于借，偶窥一斑而已。癸卯秋荐后，谒邱芷房师，谋所以报知己者。绿饮慨然见赠一部，凡十集，师得之甚喜，余实未尝寓目也。丙午春，馆北平查氏，乃从邱师借阅一过。去秋携懋儿应试武林，闻绿饮寓西湖沈庄，监梓《四库书目录提要》。走访之，将购全部，遗方伯周眉亭师，以方伯甚爱此书，久欲觅买也。十月印就，托吴君兔床交来，故卷末有兔床经眼图书。……”[xi]结合《入燕记》的记载，则《知不足斋丛书》不仅在北京琉璃厂书店公开发售，鲍廷博也印刷直销。这样的图书流通史料，有助于我们更好了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及中外文化交流，显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xii]

除了书籍外，古玩也是受东亚各国青睐的重要收藏品。琉璃厂的古玩书画，与当时中国国内的鉴藏风气及东亚的文化交流均有密切的关系。乾隆时代，中国国内穷烹饪、狎优伶和谈玩古董等新“吴俗三好”的形成[xiii]，对于东亚各国均有重要的影响。如在朝鲜，南公辙的《赠元孺良（在明）序》称：“今夫古玉、古铜、鼎彝、笔山、砚石，世皆蓄为玩好。”[xiv]而在日本，从浅野长祚《漱芳阁书画铭心录》[xv]和《漱芳阁书画记》[xvi]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中国书画古玩的热衷。[xvii]在这种背景下，古董有着相当广阔的消费市场。“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等人都在京师为达官贵人鉴赏。[xviii]从《入燕记》的记载来看，在当时的北京，古董有着相当好的市场。“阁老傅桓子福隆安，家资钜万，今为额附。恒既死，隆安能惜福，出卖宝玩，价值银八十万两。朝鲜馆西邻林姓人，富商也，其第宅器什，拟于王公，以银八百两买隆之琉璃屏风卖于人，得银一千二百两。屏风并八叠，长可一丈，镂降真香，极其工巧，以为匡郭。又买假花四盆，菊、二月桂二盆，则洋磁围以琉璃，冬日见之，鲜鲜如活，花叶茎枝，俱以象牙雕就，染以红绿，花瓣俱作螺丝钉，散合如意，真尤物也。一盆值银二百两，译官赵明会曾见之”。福隆安是傅桓次子，尚乾隆皇帝第四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附，为乾隆皇帝之乘龙快婿。前述的这位林姓富商，“兕角象牙，貂鼠之皮，朝鲜之纸，充牣栋宇，又多玩好，居室奢丽，拟如王公，邀苏州府秀才沈瀛为塾师”。由此可见古玩蓄藏之风在乾隆时代之风行。综合前述其它的朝鲜及日本史料，古玩鉴藏的盛行，除了中国国内的时尚所趋外，显然还应考虑海外巨大消费市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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