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为重大国政，在明朝则不过藩国事务之一。《明实录》卷帙浩繁，然涉及两国外交，不过泛泛记载遣使、接待之事，间录重大外交事件，也仅寥寥数语，远不若朝鲜史料之详尽入微。故论明朝与朝鲜外交史，必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然中国史料中有足资补充朝鲜史料者，即明朝赴朝使臣的传记和文集。
　　朝鲜史官虽详载明朝使臣在朝鲜的活动，但对其个人，除官职外并无太多了解。明朝使臣中不乏高官名臣或文学之士，大量碑铭传状被保留在各类史籍中，甚至有不少人的别集也留存至今。传记和文集中对使臣生平的记载，提供了审视明与朝鲜关系史的新视野。
　　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派倪谦出使朝鲜，开创诗赋外交传统，两国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而此前七八十年中，两国关系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向为论者瞩目。明朝前期尚少文臣出使，加以当时刊刻之风未盛，留有文集者寥若晨星。能进一步揭示两国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者，主要是明前期使臣的传记资料。
　　研讨明与朝鲜关系，多从宏观趋势和具体事件着眼，由某种人物者尚少。本文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统计明朝使臣的身份、出使目的，以勾勒明朝派遣出使的变迁概况；然后以人物为纲，考索诸使臣的身份履历，由此探究使臣派遣背后的政治形势背景，或可有助于对此时代政治、外交氛围的了解。
　　《高丽史》与《李朝实录》于明使之来，无所不记其详。反观《明实录》，不但记载简略，且多缺漏，甚至删削建文年间出使事[1]，不足对勘。《殊域周咨录》所据，为行人司档案和万历以前非《实录》系统文献，记朝鲜有《实录》未备者，然史实谬误、年月错讹比比皆是，实难遽信。其余中国史料更不若上述两种系统翔实。故统计遣使次数、使臣身份和出使目的，主要根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

洪武时期：偰斯

　　洪武时期，两国屡起争端，使节频繁往来。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命高丽/朝鲜赴明使臣回国时传递公务信息，甚至捎带敕旨咨文等。同时，自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丽/朝鲜。留有姓名的43位使臣中，宦官25人，文臣11人，武官7人。担任正使的21人中，宦官11人，文臣4人，武官6人。
　　宦官特别是前元高丽/朝鲜籍宦官在使臣中比例很高。25位宦官几乎全为前元宫廷中宦官，至少有14位如金丽渊、黄永奇、金仁甫、崔渊等是高丽/朝鲜人，其中担任正使者至少6人次，其他如延达麻失里、康完者笃、宋孛罗当亦为蒙古、色目人。
　　每次遣使或不止一人，但文臣、武官、宦官或可众遣，却无以不同身份配备为正副者。如洪武三年六月派礼部主事柏礼颁诏，侍仪舍人卜谦颁科举程式，中书省派百户丁志、孙昌甫呈咨文，虽文臣武官同时赴高丽，却各有职责差遣[2]。若配备为正副，则皆同一身份，如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前元院使喜山为正使，大卿金丽、普化为副使赴高丽索马，都是高丽人出身的宦官[3]。
　　明朝仅逢重大事件才以文臣为使。与高丽/朝鲜交涉具体事务的部门，如前期的中书省、辽东都司，后来的后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等，或派遣武官携带咨文与使臣一同前往，或独立派遣武官为使臣。而朱元璋本人处理具体事务的诏敕谕旨多由宦官为使传递，建交、封山川、赐谥等重大礼仪场合则以朱元璋的名义派遣文臣前往。例外仅二：洪武七年（1376年）首次大量索取马匹，由文臣礼部主事蔡斌携带中书省录朱元璋“圣旨”的咨文前往；洪武十九年大规模索取辽东逃民，朱元璋派高丽人出身的武官指挥佥事高家奴等前往[4]，皆事体重大，非宦官或高丽/朝鲜使臣可传递消息者。
　　洪武诸使臣事迹多湮没，中国史料可供考生平者仅有偰斯一人。《实录》载：

　　偰斯，溧阳人。岁丙午，以故元嘉定州知州来归。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寻擢符宝郎，改尚宝司丞。四年，出知泰安府。六年，升知河间府。入为户部郎中，升尚书，出为山西左参政，召还为吏部尚书，迁礼部。至是，以年老致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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