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孟献，字□□，河南饶州府德兴县人。洪武初荐举。革除元年任（太仆寺少卿——作者按，下同）。三年六月，使朝鲜市马[18]。

上文“河南”当为“江西”之误。祝孟献身为购马的最高级官员，长驻朝鲜，其间也曾作诗应酬[19]。祝孟献出身“荐举”，又任官太仆寺专事购马，然亦善诗为使。
　　郭瑄。雷礼《国朝列卿纪》载：

　　郭瑄，字□□，四川成都府崇宁县人。永乐元年由国子生擢兵科给事中。十年，升大理寺右寺丞。十九年，定鼎北京，诏安抚天下，命宣出抚广东，考察官吏，辑宁军民。本年，以事竣还寺。
　　革除□□，乡举……十一年，任大理寺左寺丞[20]。

由“革除□□，乡举”和“永乐元年由国子生”，可以认为此即建文时期出使购马的国子监生郭瑄。明朝巡抚的来源，一般要追溯到郭瑄等人的外出安抚之事，则其在明初政治史上亦参与重大事件。郭瑄在建文时期仅一监生，一到永乐元年即任亲信言臣，估计和陆颙类似，皆为新朝特别重用之辈。
　　端木智。朱谋垔《续书史汇要》载：

　　端木智，字孝思，溧水人，官礼部员外郎。父复初，洪武时为刑部尚书。孝思与兄孝文皆以儒士起家，官翰林，先后使朝鲜，清节为远人所服，立双清馆。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21]。

端木智于建文四年（1402）初以兵部主事赴朝购马，在朝鲜“挟妓日醉，自夸其书曰：‘天下第一笔！’以印本一册赠判阁偰眉寿曰：‘书法与王羲之无异也！’”[22]则上引“清节”云云必与其无关，而“草书步骤不凡，入于妙品”，可证端木智出使，当与其善书有关。唯“双清馆”之说，当指其兄“孝文”，即上年副章谨出使、“俱有廉介、礼貌恭谨、举止不爽、国人爱慕”[23]的文渊阁待诏端木礼。
　　四位文臣出身、官职、任务各异，共同处在于多通诗书画，甚至以此闻名。他们的出身任职，或与外交事务关系不大，如陆颙、章谨、端木智，专以此长技出使，而专事重务者如祝孟献，亦不乏为诗之能。4人在20位文臣中的比例虽不大，仍可略证：建文时期不但纯以文臣为使，还注重使臣的书画诗文之能，希望以此炫示于“向化”藩国。
　　明朝以文臣特别是擅长诗文书画者为使，目的在于博取朝鲜亲近之感，以利于牵制朱棣、购买战马。但文臣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合格。章谨、端木礼、祝孟献以及鸿胪寺行人潘文奎，可称“温雅风流，清不近货”[24]，其他使臣也无贪婪横暴之举，较洪武时期使臣清廉自持。但如陆颙和端木智，或哀求装病，或狂妄卑鄙，不免丑态百出，再如监生陈敬归国在即，“当饯宴，复于上曰：‘使妓随我，虽至金郊而还，粉骨何忘！’上笑而从之。”[25]种种不堪之行，不但惹人讥讪，更令朝鲜君臣轻视明朝。加之朝鲜本对明朝内战持冷静态度，并未全力帮助南军[26]。故建文帝信用文臣，却并未实现以文臣诗文书画之才华折服朝鲜以得强援的初衷

永乐时期：俞士吉、赵居任、邬修、陈敬、杨善

　　“自成祖即位时起，因政局变幻和皇帝个人喜怒所造成的明、鲜关系的波动基本上结束了，两国关系开始转入正常、稳定发展的轨迹。”[27]永乐时期共派遣使臣38次，留名者51人，其中宦官多达37人，武官6人，文臣8人。正使共22人，其中宦官14人，出使30次，武官5人，文臣3人。
　　永乐时期选派使臣，一改建文时期单用文臣，为类似洪武时期的文臣（包括监生）、武官、宦官杂用。宦官的比例和重用程度，则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成为永乐时期赴朝使臣的主要人物，而文臣除少数独立出使外，多为宦官之副。
　　宦官使臣一小半是朝鲜宦官省亲，另一大半是亲信宦官堂而皇之地作为正使，率领其他宦官和文臣出使。建文四年（1402年）十月，明朝派佥都御史俞士吉赴朝通知朱棣即位的消息，使臣中就包括内史温全、杨宁和还朝鲜省亲内官郑贵等三人[28]。此后宦官迅速取代了文臣，成为频繁出使中的主角，文臣仅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四月明朝赐祭太宗，永乐二十二年祭朝鲜人韩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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