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功臣袭封底簿》为官方原始文件，所记又有不同：

　　杨善，原籍顺天府大兴县人，系引礼舍人，守城有功，永乐元年钦升鸿胪寺序班。历升礼部侍郎，仍掌寺事。永乐十四年十月，内推举，改左副都御史，提督九门，升右都御史，仍掌寺事[50]。

雷礼《国朝列卿纪》成文较早，所记又不同：

　　杨善，字幼清，顺天府大兴县人。革除中，成祖靖难，以生员守城，叙功授鸿胪寺序班。永乐三年，以奏庶吉士章朴藏方孝孺文集，进鸣赞。历寺丞，进本寺卿……善练习朝章，居官恭勤，自永乐二十二年掌寺事，至正统十一年，凡二十二年，于朝觐、宴赏诸仪，俱合典礼，称上旨，寻进礼部右侍郎[51]。

修纂于杨善去世后不到十年的《实录》，严厉谴责杨善：

　　素无学术，为人外若柔和，中实阴忮。凡事之可以利己自便者，不顾义理，无不为之。永乐初，严治方孝孺之党。庶吉士章朴与善同坐事，朴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观，密以奏闻。遂戮朴而复善官。正统中，太监王振用事，善媚事之，不惮屈己……[52]。

其他传记皆节抄各类材料，于史实多有记载混淆处，当以上引为准。唯《明功臣袭封底簿》记“永乐十四年”当为“正统十四年”。
　　杨善不擅文学经术，仅以家居北京而周旋于士大夫间；亦不以节操胜，章朴之事必为万人唾骂，朝鲜亦必知其无耻之行。综合上引文知，其入选一为容貌声量，二为机智善辩，三为出身守城诸生，长期为太宗亲信鹰犬也。朱棣晚年挑选使臣，多以文臣副宦官，此等体面干练亲信之人，正合任用亲信如宦官出使以逞人主威风的惯例。
　　建文时期已具清誉的俞士吉、赵居任，永乐前期先被任用，后迅速遭排斥甚至侮辱；相反，建文时期官职低微的邬修，与陆颙、郭宣等类似，进入永乐朝则得任亲信之职，出使外巡，仕途顺利。对比之下，可略见永乐时期对待建文遗臣的政治策略。
　　文臣之中有能诗擅文者，如俞士吉、邬修，然俞士吉以吏才出名，邬修也是需身貌机智的“鸿胪寺序班”，另外的赵居任则不过以“耆老”入仕，杨善更是“不甚通经术”、“不大读书”之辈。最早的使臣俞士吉即已明言避免作诗酬唱，末期的杨善以容貌、辩才和出身亲信选为使臣，可见永乐时期不但改建文时期任用文臣之例，更改重视文臣诗文书画之艺，为重视文臣相貌口才和干练亲信等条件。

洪熙、宣德时期：李约

　　洪熙、宣德时期，两国外交关系继承永乐时期的正常化格局，而往来更加频繁。皇帝任用宦官出使，过于永乐时期。此10年间出使共18次，除了3次由武官交涉女真、逃民事务，和2次由文臣颁送登极诏和立皇太子诏外，其余13次全以宦官为首。
　　宦官出使又分三类。除少数朝鲜人出身者省亲外，有2次宦官为主，文臣为副，行赐祭、颁仁宗遗诏等礼仪之事，其余皆全由宦官担任使者。宦官任务，反复向朝鲜索要奢侈品，强选秀女，致使怨声载道，而派遣宦官数量众多，人人求索无度，荼毒更超过皇帝欲求，给朝鲜以深重的痛苦。
　　仁宗在位短暂，所遣使臣3次5人，虽皆任宦官，并无征索之事。宣宗在位期间，专用宦官昌盛、尹凤等出使，征索之外，更有捕猎海东青等皇帝私人事务，加之宦官个人索求无度，作威作福，导致朝鲜对明朝痛恨之余，又生轻蔑。如当宦官横暴的消息传到明朝时，宣宗曾要求朝鲜：“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53]朝鲜方面却认为：“朝廷政令不由朝官，皆出自司礼监。今内官不畏敕旨，何必拘于敕谕而不赠遗乎？”
　　文臣为使者仅6人，留有传记的仅李约一人。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载：

　　李约，字孟博，仁和县人。永乐甲申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左迁交趾通判。未几，复职。历九年，升广东按察司佥事。每行部审系囚，听讞精明，直枉立判，冤系者多所平反，人皆称之。调山东佥事。永乐丁酉，复入为兵部员外郎，进郎中，两使朝鲜，不抗不随，人谓得使命之体。时胡寇西鄙，升陕西左参政……遂投劾去……[54]。

李约于宣德三年和十年两使朝鲜颁诏[55]，当因其历职兵部职方司熟悉中外地理，且有精明干练之名，此可略见当时若用文臣出使，追求实效过于讲究文学造诣和亲信程度。

正统时期：倪谦、司马恂

　　以英宗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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