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恂，字□□，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正统甲子京举解元。赴春官不第，入监，擢刑科给事中。景泰三年，与易储议，升春坊右赞善。……洵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64]。

《实录》详记其才华品行：

　　恂善记问，兼通篆隶，居官勤慎。尝出使朝鲜国。……不满所望，或形于言，士夫以此薄之[65]。

张弘道等《皇明三元考》盛赞：

　　恂性醇笃，敦尚行义，出入动止，皆有常度。处宗党恭俭卑约，恂恂如也，不愧其名称云[66]。

王鸿绪《明史稿》与张廷玉等《明史》则载：

　　恂强记敦厚，与物无忤，居官无所表见[67]。

上引记载，“为人通警，善处权贵，故屡进清秩”和“性醇笃”、“出入动止，皆有常度”等貌似矛盾，实因《列卿记》早出，当近事实，而为后代记载表面现象之解释。总之司马恂之出使，非因敦厚质朴等个人品质，当因解元身份和给事中等“清秩”，甚至“兼通篆隶”，可证副使之选亦唯重文学技能，不问才干。
　　倪谦和司马恂之出使，当土木之变后明朝陷入严重危机之时。明朝不选择威望崇高或精警干练之臣出使，而是独重文学之名，乃至科名清秩。可见出使的主要目的，并非因国力衰弱或陷于危机而寻求朝鲜支援，而是行使类似建文时期的策略，欲以文学才子之行，震动已深染华风的朝鲜。

小结

　　使臣的目的任务显示，自明朝建国以来，明朝一直对高丽/朝鲜保持与北元的关系深为不满，致使两国关系波澜起伏。随着明帝国在东亚优势的确立，两国关系在永乐初年转入正常轨道，但明朝一直因皇帝个人需索而对朝鲜加以刁难摧抑，又在疆域、民族、人口诸多问题上引起朝鲜对本国利益的高度敏感。直至正统年间，两国关系才转向完全的友好与信任。
　　使臣的表面身份显示，明前期两国关系，虽以永乐初年的颁诰赐印为标志转入正常，前后却不断因明朝皇帝个人的喜怒爱憎以及需索程度而摇摆不定。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时期信用宦官，特别永乐、宣德时期皇帝指使宦官赴朝大肆骚扰，与建文、正统时期禁绝宦官出使，信用文臣或一般武官的作法，形成鲜明对比。明前期的两国关系，特别是朝鲜对明朝的态度，也就在“事大”和“疑惑”的前提下，出现多次反复。
　　使臣的身份背景显示，明朝遣使文臣，受到政治局势的微妙影响。如洪武初偰斯以熟悉张士诚与高丽往来事务而得出使；建文众使臣擅诗文书画当与建文帝贯彻到外交领域的儒家风范有关；永乐时期使臣以亲信或才干见重，又因与建文朝的关系而遭际不一，反映了明太宗的个人风格和用人、宣传策略；洪熙、宣德时期信用宦官、需索无度臻于极致，文臣偶尔仍以才干得使，反映了对永乐时期制度、政策的继承；正统十余年平静无扰的外交进程中，明朝不但戒绝了任用宦官、欺凌朝鲜、征索人物的恶例，而且完成了选用文臣出使时从重才干到重文采的转变，或曰对建文时期趋势的回归和加强，则反映了科举制度稳固后文人优势地位的确立。
　　明朝初期显示了继承元朝与恢复汉唐的建国气象，历经百年波折，已经逐步展露出中原王朝、汉族社会的本来面目。朝鲜到世宗时期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意识到双方关系虽不平等，利害则一[68]。正常的友好、信任、合作关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在土木之变后的紧急关头，明朝选遣使臣的标准仍由才干彻底转变到文学，说明在明前期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两国关系的基石，已经由地缘政治利益和君主个人喜怒好恶，逐渐让位于文化意义上的认同感，终连惊天动地的波澜也难撼动了。

[1]王崇武：《读〈明史·朝鲜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民国三十七年，1—11页。
[2]《高丽史》卷四二《恭愍王世家》，十九年六月辛巳，平壤，1957年。
[3]《高丽史》卷一三七《辛  传》，十四年十二月。可能的例外是：洪武二十九年派遣尚宝司丞牛牛为正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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