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算起,宣德十年三月出使颁登极诏的李约、李仪可属正统时期使臣。同时,若截止到景泰帝即位,则倪谦、司马恂于景泰元年初出使颁登极诏[56]则不应属正统时期。但倪谦、司马恂之遣,反映了正统年间两国交往方式的变化和结果,故特归于正统时期。
使臣派遣之少,目的之纯公务化,不但一反宣德时期之混乱纷扰,且与洪武、建文、永乐诸时期均形成了鲜明对比。计入上述两次出使,则出使一共6次,内1次为宦官与朝鲜妃嫔宫女归国团聚,3次为武官交涉具体事务,2次为文臣颁登极诏,宣告明朝君主更替大事。不但绝无宦官出使之举,连文臣日常派遣也少于此前任何时代。
明朝执政的“三杨”杜绝生事,以及后来王振约束宦官外出,都是遣使变化的原因。同时,明朝国力渐衰,瓦剌压力渐大,明朝是否因此而对朝鲜改欺凌为合作呢?倪谦和司马恂的背景为此问题提供了参照。
倪谦传记亦常见。陈镐《南京礼部尚书谥文僖倪公谦传》记载最详:
倪谦,字克让,别号静存。其先浙之钱塘人,国朝洪武初徙实京师,占籍应天之上元。生有异质,双目炯然如电,有四乳,性极颖敏,书一经目,即记不忘。补应天府庠生,文名大著。时初设提学宪臣,监察御史彭公勖,名知人,巡历所至,辄举以励诸生。故就试京师者,争求识其面。领正统戊午乡荐,赐己未进士及第第一甲三人,拜翰林院编修,入阅中秘书,日造诣。己巳,奉使朝鲜,远人一睹风采,悚然叹服。时有所作,即席挥洒,略不经意,莫不缩头吐舌,惊以为神,至今国中梓行其文……平生德量宽洪,与物无竞,其与人交,诚信无伪,恒喜奖拔后进,不遗故旧。博览载籍,闳中肆外,人莫能及,而勤敏嗜学,至老不倦,才识超迈,用无不宜。惜乎中历险巇,晚登枢要,徒以文章名海内,而经济之效或若少歉然。子孙衣冠之盛,遂为南都第一,世方以为盛德之报云。所著有玉堂稿百卷,上古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二十卷,辽海编四卷,藏于家[57]。
刘珝《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墓志铭》略有出入:
进侍讲,复奉使朝鲜,与王国馆伴倡和诗甚富。
四方有求者,挥笔立就,人莫能撄其锋。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
惜其久处翰林,未获柄用,晚升宗伯,所司者不过礼文。天下之人徒知先生之文,而不知其有经济之才也[58]。
而《实录》记其履历虽简略,却专门论其生平:
自幼颖异善属文,才气飘逸,入翰林与钱溥齐名。谦比溥稍庄重,但好交匪人,竟以是取败。尝使朝鲜,朝鲜人服其敏捷。景泰中,别选内宦之聪慧者数人,俾谦教之,后俱柄用。谦踬而复起者,此数人之力也[59]。
尹守衡《皇明史窃》记倪谦不光彩的一面,更将交结宦官与其仕宦起落联系起来:
景泰中上尝令教内侍书,以故诸内侍用事者辄推毂,而谦亦以此大干清议,每为台省论罢,去辄复起[60]。
陈田《明诗纪事》则道出了倪谦在诗歌史中的地位:
田按:尚书在朝,颇称躁进,卒以万安铭墓,尤致讥议,诗不为选家所称。余观其七古,劲健拔俗,不愧当家,固不失为一时骚雅之选也[61]。
《四库全书总目》标举更高:
体近三杨而无其末流之失,虽不及李东阳之笼罩一时,然有质有文,亦彬彬然自成一家。固未可以声价之重轻为文章之优劣也[6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统计:
诗集多至二千余首[63]。
倪谦早以南京神童、俊生闻名,后中探花,文名日盛,非一般六部九寺擅文之辈,而是翰林文学名臣,与此前出使擅诗文书画文臣,不可等量齐观。
因遭物议,倪谦诗名、文名均在明后期被掩盖,直至清人方逐渐认识到“一时天下文名,先生为重”,推为三杨馆阁体和李东阳之间的中流砥柱,非明人谈论中一般文学名臣也。由此及其诗作流传之多,可以想象倪谦当时文学名声之大,又非一般翰林可比。
上引《传》中多谀词,如写到朝鲜人态度时的夸张;《墓志铭》中虽稍收敛,但所言经济之才并无证据。《实录》修于弘治年间,纂修者以其子倪岳在朝,故专段记其品望,已不讳言其“好交匪人”,明后期人遂直言其节操之失。教内侍、结宦官,虽在出使以后,亦可推想倪谦经济之才本乏,声名只在文学,而绝不在清誉及才干。
司马恂。雷礼《国朝列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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