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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设立太子,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在世袭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能采取的最为“正常”、最为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但往往也出现用“政变”这一极端形式来完成权力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无疑会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以这种极端形式交接权力,极可能会对以后的政局产生消极的影响,出现所谓“太子问题”。
  在前期,政局最不稳定的就是唐初和神龙至开初年这两个时段。玄武门之变是李唐在建国过程中埋伏下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可置不论;从神龙到开元初年的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太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玄宗秉政后,励精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然而前一时期政变的消极影响到了玄宗晚年开始显现出来,天宝政治即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一 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     玄宗晚年,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在内,李林甫、杨国忠长期秉政并成擅权之势;在外则久任安禄山,从而形成了由少数几个人长期把持国政大权的局面。太子废立、安史之乱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过是这一格局的表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呢?以下我们就分别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探求。                     (一)安史之乱     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安禄山一人而兼统幽州、平卢、河东三镇,并长期任职。我们知道,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代便是有惩于是而实行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制度。安禄山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久任、兼统在当时是普遍情况呢还是特例?换言之,安史之乱与开元年间调整后的兵制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是特例,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信任?对他有无防范?这首先就涉及到了开元时期中央对边军的控制问题。
  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1]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2],可知天宝十四载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3]以上事实可说二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在著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4],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的彼此配合的情况。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虔[]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著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5]②;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与(王)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6] 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有出兵而为王氏所拒。这一事例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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