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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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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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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太子作用异常重要的原因。但政变又都是以掌握一定的军队，特别是最高权力者周围的近卫兵即禁军为基础的。政变是权力交接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民众与权力完全分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
安史之乱是天宝政治格局的产物。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别的什么事件来结束这种格局，它与开元年间的军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把它放到唐代整个历史来看，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年间的兵制调整的结果是出现了终身的职业士兵长期地屯驻于某一大致固定的地区，这就为军队的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使它变成了现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廷也可能在它成为一个问题时逐步解决它，就象前期对以府兵制为主体兵制所进行的调整一样，那样也就不会出现唐后期以及五代藩镇林立的局面，也不会使宋代因惩于此便实行养兵之制而使其积贫积弱。这也许是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表现吧。安史之乱导致了唐代前后两期的不同的政治格局；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并不是安史之乱导致的。有人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分界线，但它不过是个标志，与差异的两边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编校后记】本文原刊于陈明主编的《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其时我刚刚毕业，分配至历史所工作。今天看来，文章写得很拖沓，技术处理也欠规范，引文、错字亦颇不少。此次蒙陈爽先生从网上发现下载，我又校对了一遍，引文出处进行了规范处理，内容则一仍其旧。
本文主要是辨析了两点。一是安史之乱与此前的兵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破”；后来撰写《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则集中论证了唐代军队地方化的过程及其政治后果，这可算“立”。二是从唐玄宗与太子的关系上，解释了玄宗晚年长期将内政交付李林甫、杨国忠，将东北兵权长期交付安禄山的原因。将所谓的“天宝政治格局”作如此具体细致且单一的解释，或许有简单化之嫌。在研究政治史时，如果将一些事件的细节赋予过多的联系和意义，恐怕是很危险的。本文的理解，我想即属危险之例。同时，这样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问”一下当事人，如果他们还活着，或者留下了足够细致而又可靠的史料的话。因此，这样的解释，实在算不得高明。如果文章还有些微可取之处，可能就是对节度使兼统、久任问题以及所谓“出将入相”的辨析，对大量“边塞诗”的出现的理解，对唐前期政变中太子作用的勾勒等具体问题。
其实所谓“太子问题”不仅存在于唐前期，至少在隋代即已很突出。隋文帝之废太子，正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而太子在政治中的作用如此之大，恐可再上推至北朝。这一问题也并不止于安史之乱。马嵬之变乃至永王璘之变，可说是这一问题的继续。到宦官凭恃手中禁兵而几乎完全控制了皇位继承权后，这一问题才算结束。可惜在本文写作时，为赶着交稿（这是我第一次有人向我约稿，故受宠若惊；同时这也几乎是我第一篇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学术文章，所以发表之急切心情不亚于新婚），这些都未及细细梳理。关于马嵬事件以及在安史之乱中玄宗、肃宗的对峙，黄永年、任士英、史延廷等先生都先后有过论述；至于永王璘的事件，我已在《释“河朔故事”》（未刊）中作了讨论。近来任士英先生出版了研究唐玄宗肃宗时期政治的论著，虽尚未及细细拜读，但所论一定都可超出拙作。
[1]见《二十五史补编》甘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后简称《吴表》。
[2]见其所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附录一》（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9月景印初版。）此表吸收了吴氏、岑钟勉的成果，对节帅系年多所辨正，且更为准确（已尽可能系于“月”）。后简称《王表》。
[3]只含实际至镇者，不含遥领和有命而未至者。明确在五年以上者，朔方1人次． 幽州2人次．河东0人次，平卢2人次，陇右2人次，河西1人次，安西1人次，北庭1人次。除安禄山、哥舒翰、夫蒙灵詧外，其余均在开元年间。情况不明而可能在5年以上者，仅有4人在天宝年间（张嵩、王安见、程千里、张绍贞），其余均在开元年间。
[4]《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卷二六。参《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一一九，“选将”开元三年正月庚申条。
[5]《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十一月，6742—6743页。
[6]《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卷九三《王睃传》，2988页。
[7]《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二十年正月，6797页。
[8]《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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