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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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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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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俊之所以能发动禁兵，攻杀武氏兄弟，围攻宫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的身份，其政治号召力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乐公主的逼迫，安乐公主要取代他而当皇太子，换言之，双方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景云元年，中宗暴崩，韦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现了高宗死后武后专政的局面。韦后下一步的举措便是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联络禁军将帅，预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发动了政变。攻入宫中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49]。从刘幽求的话中，可知此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拥立相王，但与前几次的政变不同，在政变当天，发动者的政治领袖——相王——非但没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宫中、少帝被捕，刘幽求提出马上拥立相王时，还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对。在捕杀韦后及其亲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谕百姓”，后来他才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变的主谋者所以要用这种方式交换权力，是因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虽然执政者是韦后。这就使此次政变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治领袖，换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号召力，也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权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分来稳定局面，并用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法统。这从政变当天的经过也可以得到位证。
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时，苑总监钟绍京虽已预谋，此时却又生犹豫，欲拒之，经其妻力劝方才同意。另，《旧唐书·钟绍京传》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说明此次政变缺乏一个合法的政治须袖，完全是一次阴谋夺权的行为，参与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险，故有主要与事者钟绍京犹疑之举。他们预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选择晚上发动，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称帝，是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谋划起兵，八月公然攻打东都皇城。这可以说是相王发动政变的余波。
中宗复辟，“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50]中宗死后，韦后派兵五百“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51]。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转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詧对他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当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宁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劝他潜行至洛阳，以洛阳为据点，西攻关中，东占河北，向睿宗夺位。其时，参与谋划的还有郑愔，他在景龙三年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马时，曾“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重福采取其建议，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赶到东都后，“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器仗，助其威势。”[52]虽然此次事变没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虽已即位，当时仍有人认为他不当继统。重福在神龙初即遭贬斥，但在中宗死韦后立重茂为帝时，就命人率兵“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而在贬斥期间，曾有朝臣与之结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为中宗之子，理当继承法统为号召的。[53] 事实上，在他到东都后，愿从者颇众，当时身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挡重福时，对守城禁军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臣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旨在说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则说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继统者。所谓“委质圣朝，宜尽臣节”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继承法统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变失败后，重福自杀。重茂作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软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仅十七岁。至此，中宗合法的继统者便遭灭绝了。睿宗、玄宗这一支再也不用担心合法者的危胁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号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
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景云元年六月载：“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54] 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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