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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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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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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7] 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如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著与突厥。[8] 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9] 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著石堡城”[10]。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11]
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十三人次。[12] 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王睃1年（开元二年）、李祎5年（开元二十至二十四年）、王忠嗣1年左右（天宝四载至五载四月）；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王君[]至多十个月（开元十五年）、盖嘉运1年左右（开元二十八年）、王忠嗣 11个月（天宝 六载）、哥舒翰 3年（天宝十二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张守珪7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六月）、安禄山近12年（天宝三载至十四载十一月）；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王睃数月（开元八年）。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13]。但王忠嗣兼统四镇仅4个月左右（天宝五载正月至四月），四月他让出河东，年底朔方又别除他帅，到此仅剩陇右、河西，次年（六载）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统四镇虽属前所未有，然其实际情形却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陇右备御吐著，朔方捍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14] 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捍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案：指陇右）”，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15]。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16]。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17] 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18] 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已之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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