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前期边疆政策的研究,近几年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学者不仅做了详细的论述,而且还对一些个案进行了剖析。笔者认为,深入研究清代的边疆政策,还要对清政府制定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即清前期的治边思想做深入探讨,因为这是制定边疆政策的理论基础。

　　入清以来,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已越来越引起统治者和众多学者的关注,一系列有关治理边疆的论著相继问世,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历代。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传统的治边思想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治边思想的变化,是对千百年来历代统治者治边实践的总结,是时代变迁、社会环境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新的思考。正是由于治边思想的变化,才使得清前期边疆政策在继承历代边疆政策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边疆政策体系。

　　传统治边思想在清代出现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华夷观的变化

　　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华夷观,主张区别“诸夏”与“夷狄”,实质是尊崇中原地区的民族,轻视边疆地区的民族。秦汉以后,这种主张逐渐形成“明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的理论,而且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因为中国古代的边疆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明华夷之辨”的思想使历代统治者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民族偏见,必然影响边疆政策的制定。“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①]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秦以后的统治者,对待边疆民族,或主张以武力征服,或主张弃之不理,或视其为化外之民,或视其为边患之源,都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这无疑限制了他们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措施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即使最成功的统治者也无非是采取怀柔与羁縻政策。

　　华夷观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曾有过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形成对峙局面时。如辽朝,作为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在建国初期,他们自认为是蕃,是夷狄;到辽中期,他们不再承认是夷狄,想求得与宋朝对等的地位;到了辽后期,他们更自视为夏,是承天意、得民心的正统。最明显的是,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视契丹为夷狄,将其列入“四夷”之内,引起辽方人士的极大不满,认为欧阳修是“妄加贬訾”。[②]辽道宗更认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③]怎能列于夷狄?但辽只是北方的一个政权,其华夷观的变化不足以影响全国。此外,辽统治者只是力争说明自己不是夷狄,并未对华夷观进行批驳,而且他们仍将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夷狄,实际上仍受传统华夷观的束缚。可以说,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华夷观至清以前并未真正受到冲击。但是,到了清代,这种“明华夷之辨”的观念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始于雍正帝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审理。面对吕留良为代表的汉族士人对满族的歧视,雍正帝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传统的华夷观,而且以上谕的形式向全国颁布,其影响是极大的。

　　雍正帝抓住了“明华夷之辨”的核心,即吕留良宣扬的“夷狄异类,詈如禽兽”[④]进行剖析批判。他并不像辽朝统治者那样否认自己是夷狄,而是明确表示:“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即勇敢地承认满族是属夷狄。但他却强调:所谓夷狄,无非是一种地域的划分,比如为汉人所尊崇的舜即东夷之人,文王即西夷之人,这是“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族与汉族无非是地域之分,绝不应有中外之分。应该说,这是对传统华夷观的否定,是很有勇气的。既然华夷只是表示地域的不同,那么,“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这是向尊华贬夷的挑战。他尖锐地指出,吕留良等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是“逆天悖理”!进而又批判了夷狄即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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