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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之说。他认为,“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这种以道德区别人禽的观点显然比以华夷区别人禽的观念要进步得多。雍正帝还指出了“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统的华夷观,限制了历代向边疆地区的发展,对那些边地“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而不去治理,即使是“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由于清朝无此束缚,故能“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是对“华夷中外之分论”最有力的批判。
清统治者对传统华夷观的批判,基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满族作为清朝的统治民族,是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按传统的华夷观,她无疑应归入“夷狄”之列。如果承认“明华夷之辨”,那么,满族贵族就很难使自己建立的中央政权具有合法性。因此,他们必须反对“明华夷之辨”,这是满族贵族的既定方针,自清初以来一直如此。如顺治帝曾言:“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⑤]康熙帝亦强调:“中外同观,罔有殊别。”[⑥]雍正帝之所以详细阐明清政府的观点,则是针对吕留良的“逆说”。不过,如果仅仅认为清统治者反对“明华夷之辨”只是从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出发是不全面的。我们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加强,以及民族融合的逐步加深这一客观现实清楚地告诉了清统治者,继续坚持传统的华夷观不利于边疆的统一和稳定。而入清以来,“大一统”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求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放弃传统的华夷观,强调中外一体,促进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已是时代向清统治者提出的新课题。应该说,清统治者顺应了历史潮流,在对待边疆民族的态度上、观念上有了很大转变。康熙时,贵州巡抚于准针对治理苗疆问题指出:“岂有已入版图之苗民而忍令弃之化外耶?”他建议,苗民之俊秀者应与汉人子弟一视同仁,“一体科举,一体廪贡,以观上国威仪”。[⑦]雍正帝在谈到改土归流原因时特别强调:“朕念边地穷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乐安全,并非以烟瘴荒陋之区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开拓疆宇,增益版图,而为此举也。”并且明确表示:“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内地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内地之黎献。民胞物与,一视同仁。”[⑧]乾隆时对边疆的治理卓有成效。同时,清政府对华夷之分的限制也从制度上提出要求。乾隆帝禁止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规定书写时要严格注意,以防止伤害边疆民族的感情。后有人在奏折中谈及蒙古与汉人,仍以“夷汉”二字相区分,乾隆帝特谕军机大臣等,指出:“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他要求军机处“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⑨]
正是由于清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因而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在思想感情上比较接近。这恰恰是清前期边疆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理藩院的设置、年班制度的实施就是有力的说明。也正是在这种治边思想的指导下,清前期形成的边疆政策,其核心是促进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因此,清政府能妥善解决蒙古问题,安定了北疆;推行改土归流,巩固了西南边疆;更能迎来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乾隆十九年(1754),在改建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时,以满、蒙、汉、维、藏五种民族文字题写门额。这五种并行的民族文字,是清政府转变传统华夷观的历史见证。正因为如此,至乾隆中期,清政府终于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迎来了“拓疆万里,中外一统”的盛况。
二、从“以夷治夷”到“以汉化夷”
“以夷治夷”是历代治边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核心是通过少数民族来治理少数民族,从而解决边疆问题。其表现形式及采取的相应措施,则随着时代的进步有所变化。最初的“以夷治夷”,表现为“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这是颜师古对晁错提出的“以蛮夷攻蛮夷”主张的解释。[⑩]历代统治者多用这一方法来解决边疆问题。实际上,这是以乱夷来安华,是放弃了对边疆的治理。其后,“以夷治夷”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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