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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而治”这一方针。雍正帝曾明确指出,对边疆各民族的治理,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29]但是,可以看到,在“以汉化夷”思想指导下的“因俗而治”与以前历朝的“因俗而治”已有了明显的变化。清政府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并不是对传统政策的简单继承,而是强调在“因俗”基础上的“治”。如在新疆地区实行的伯克制就是突出的一例。清统一新疆地区后,沿用旧称,任命了一批各级伯克,但废除了伯克世袭制,改由朝廷任命,同时实行了回避制度,规定三至五品伯克回避本城,六品以下伯克回避本庄。[30]这就使伯克的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来的上等贵族转变为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就在这个变化中,清政府通过“因俗”的形式,笼络住了维吾尔族的上层贵族,保证了对该地区的统治。同样,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后对土司制度的保留及改造,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把“治”放在首要位置。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土司制度,清政府很难将其一下子彻底取消,特别是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流官很难深入。因此,保留一部分土司还是必要的。正如嘉庆时傅玉书所言:“土司之设,虽仍先世之旧,亦将使率彼属夷奉法而顺化也。盖役属既久,固宜顺其欲,因其俗。”[31]显然,这易于被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所接受。但是,“仍先世之旧”只是一方面,而对土司制度加以改造则是主要的。清代土司制度的许多内容都表现了改造这一面。如承袭制度之严密,分袭制度之创立,惩罚制度之严厉,以及对土司的种种限制,包括所有土司都要归地方政府管辖,土司地区设流官牵制等,使土司原有的割据性、独立性从根本上得到了控制。乾隆时的记载称:“向之土司,存其名号而已,无尺寸之柄。”[32]嘉庆时的记载更能说明问题:“今土司故地,比屋群萃,非其宗族,则中土四方仕宦商贾之裔也。土司殆无所事事,而荫袭冠带,世世不绝,朝廷之恩不愈深且厚哉。”[33]特别是不理村寨、不世袭土司的出现,更使土司与流官无异,这与沿用伯克制有极为相似之处。如果说元、明时期的土司制度明显表现出“以夷治夷”的目的,那么清代的土司制度却突出表现了“以汉化夷”的指导思想。由于清政府贯彻了“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终于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统治。
三、对“羁縻而治”思想的否定
在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中一直贯穿着“羁縻而治”的思想。羁縻思想的最初形成,包含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侮辱。《史记》“索隐”的解释是最有代表性的:“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34]所谓羁縻而治,表示的是对边疆民族的牵制与束缚。在后来的实践中,这一思想逐渐发展为对边疆民族的笼络,秦汉以来大都奉行这一政策。这种政策较为宽松,对边疆民族不过是稍加管束,加以笼络。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边疆统治的逐步加强,至唐宋时,羁縻政策才渐次强化。唐在统一各边疆地区后,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羁縻府、州、县,并任各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可以世袭。宋代在部分边疆地区也因袭了这一政策,设有羁縻州、县、峒。明代在西北、西藏等地设有羁縻卫所,授归附的边疆各族首领为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等。历代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旨在将边疆地区纳入封建政权的政治编制的体系之中。这对于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加强对边疆的治理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这一政策毕竟只是对边疆民族的笼络,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与真正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还有很大的距离。
清朝建立后,废除了明代的羁縻卫所。同时,随着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羁縻而治”这一传统的治边思想被许多政治家和学者所否定。特别是在边疆地区任职的官员,他们看到许多所谓羁縻之地,地方政府未能实行有效管理,封建国家的职能不能在这里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对“羁縻而治”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否定。这种对“羁縻而治”思想的否定,集中到一点,即认识到所谓“羁縻而治”,实则仅有“羁縻”而未有“治”,更谈不上开发建设,与那些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地区形成极大的反差。康熙时,戴名世曾针对湖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地的情况做过阐述:“红苗介楚、蜀、黔之间”,“其地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铜仁府,周一千二百里”,虽然“皆近在中国版图之内,类多奥区沃壤,而为诸苗所蟠据”。长期以来,历代政府对这里采取了羁縻政策,但戴名世指出,“名为羁縻,而王化之所不及,声教之所不通,标枝野鹿尚如洪荒之世,未经开发,此亦天地间之缺陷。而自古以来,圣帝明王之所未及用其力者也。”[35]戴氏之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他希望改变这一状况,进而建议:“示之以君臣上下之礼,颁之以冠婚丧祭之制,立之以党庠术序、旌善罚恶之法,开其蚕丛鸟道,通其百工技艺。百年之内,仁渐义摩,德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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