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乱,即有个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在追求“长治久安”的前提下,许多人都提出了要标本兼治。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连续5次上疏,奏请改土归流,以彻底解决土司问题。鄂尔泰之所以坚决主张改流,就是看到明及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央政府面对土司之弊,无非是在土司作乱时,“拿几土官,杀几苗首,亦不过急则治其标,本病未除”,而对边疆地区来说,“恐终难宁帖”。[48]雍正帝也认为那种临时性措施对于治理边疆地区,“乃攀枝附叶之举,非拔本塞源之策”。[49]因此,君臣二人下决心来个标本兼治,彻底铲除土司之患,“即迟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50]对于如何区分治标与治本,鄂尔泰认为对于土司,“欲其知敬知畏不敢逞凶,纵少有蠢动,随时殄灭”即属治标,是容易做到的,“似一二年内尚可就绪”,但真正解决问题,“欲其知礼知让知法度,革心服化,一变驯良”,方属治本,就不那么容易了,“此内地所尤难,即悉心调治,亦非十年不能”。[51]刘彬更提出标本兼治之法,对土司“一依流官之例,倘罪应斥革,即以汉官代之,停其承袭”,“然后录其人民,籍其田地,减赋役以其力,给牛种以裕其源,选用循良,善加抚恤,不出百年,内地可以肃清,肘腋可以无虞”。[52]
在追求边疆地区“长治久安”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很注意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因为这是保证长治久安的基础。上述刘彬的论述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同时,清统治者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实现边疆地区的繁荣发展,才能真正保证边疆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统一台湾后,清政府继续推行郑成功实行的招民开垦政策,“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开辟荒土,尽为膏腴”。[53]同时,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传播内地的先进农业技术,促进了台湾农业生产的长足发展。统一新疆后,清政府废除准噶尔的一切苛政,薄取其赋,以纾民力。同时,整顿币制,改革旧普尔钱,铸造统一制钱,放宽内地与新疆的贸易限制,又大力推广屯田,并官办了许多牧场,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经济的迅速发展。边疆地区的开发,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稳定。
五、对边疆屏藩的新认识
历代王朝的筹边政策,多以长城设防。春秋战国时,各国为相互防御,各在形势险要之地修筑长城,这就是《左传》所云“楚国方城以为城”。[54]秦统一后,来自北方的边患最为突出,因此自秦至明均有修城之举。秦始皇为北御匈奴,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55]汉武帝为防御匈奴,建筑长城,称为“边塞”,“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56]其后,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各自修筑长城。金代为防御蒙古,修筑的长城称为“界壕”。明代为防御鞑靼、瓦剌的侵扰,自洪武至万历,前后经历200余年,基本完成长城修筑工程,东起鸭绿江边虎山南麓,西抵嘉峪关,全长12700多里,称为“边墙”。就历代统治者修长城的目的看,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实事证明,仅凭长城是不可能永保太平的。
清代治边思想的变化,同样反映在对以长城设防的认识上。清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不专恃险阻”,而是强调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为边疆屏藩,以边疆各民族为捍卫边疆的主要力量。这一思想的形成,对清统治者来说有一个认识过程,而这一思想的形成又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军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三十年(1691)四月至五月,康熙帝亲赴多伦诺尔,妥善安置了被准噶尔部侵扰的漠北喀尔喀蒙古,并召见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加以安抚、赏赐。在与蒙古各部首领会面交谈中,康熙帝深切体会到边疆民族渴望国家统一、边疆强盛的心情。在康熙帝起驾回銮时,蒙古各部首领跪送于道路两旁,“依恋不已,伏地流涕”,这使康熙帝极为感动。是日,他对扈从诸臣感慨道:“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57]多伦诺尔之行,促使康熙帝形成了通过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一和安抚,在边疆筑起一道真正的钢铁长城的战略思想。康熙三十五年(1696),古北口总兵蔡元因古北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奏请修筑。康熙帝未予批准,他不仅批评了蔡元,而且借此机会阐明了他的战略思想:“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58]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59]能够认识到“众志成城”,并且提出“守边之道,惟在修德安民”,这充分体现了康熙帝的远见卓识。应该说,康熙帝的这一思想是顺应了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