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以后,“以夷治夷”的治边思想受到了质疑。这是由于清初出现的边疆问题引发了统治者的思考,同时也是清统治者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对历代边疆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一些长期在边疆任职的官员发现了“以夷治夷”的弊病。康熙时,云贵总督蔡毓荣针对土司制度的弊病指出,以夷治夷的结果,是使“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久矣”。[13]这显然不利于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雍正时,贵州学政晏斯盛也指出,以夷治夷,使“大小诸蛮不绳以大一统之义”,“终不知有王土王民之乐,是则可悲也”。[14]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向雍正帝建议改土归流时更是尖锐地指出,以夷治夷是历史上形成的,但“今自有明以来已数百年,中外一体,流土同官,既有职衔,宁无考察”,对于不法土司而言,仍强调“以夷治夷”,无异于“以盗治盗”。[15]这一结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在对传统的“以夷治夷”思想提出质疑,甚至否定之后,清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表露了“以汉化夷”的思想。兰鼎元在《论边省苗蛮事宜书》中称:“愚以为苗徭僮黎均属朝廷赤子,当于汉民一例轸恤教化。”[16]晏斯盛亦指出:“使彝汉相安,令得相生相养而教化行也,教化行则治安之效睹矣。”[17]并且强调,以汉化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有其渐,非可以旦夕期”。[18]而最明确提出“以汉化夷”的则是鄂尔泰。他在雍正五年(1727)的一个奏折中称:“臣愚以为,抚夷之法,须以汉化夷。” [19]这是在总结前人论述基础上提出的,是在“以夷治夷”这一传统治边思想上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飞跃。雍正帝不仅接受了这一思想,更是这一思想的宣导者。他为理藩院书写的匾额是“宣化遐方”,代表了清廷治理边疆民族总的指导思想。应该看到,历代统治者所采取的“以夷治夷”措施,还谈不上对边疆民族的思想统治,而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向极端的清统治者自然会感到,缺乏对边疆民族的思想统治,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效统治。因此,雍正帝一再强调,对边疆民族要“化其顽梗,期其善良”,[20]使其“各遵王化”。这就是清统治者强调“以汉化夷”的实质。

　　至于如何达到“以汉化夷”,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员提出了许多建议,概括而言,即兴办学校,以儒家的传统思想影响边疆各民族。雍正初,任广西太平府知府的甘汝来提出化夷之法,即“以诗书礼乐树之风气”,这样便可“化边氓而挽土俗”。[21]贵州学政晏斯盛亦提出在新辟苗疆“已定之寨,多设义学,启迪秀,使知诗书,渐见文物,实黔省大利”,[22]并且强调“天子治化日隆,教泽日广,无中外汉夷,皆得立义学”。[23]贵州巡抚张广泗认为,“设立义学,课诲新附苗人子弟,实为振励苗疆之要务”,并且指出,“陶以文教,消其悍顽,于苗疆治理不无裨益”。[24]雍正时,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明确提出“兴文教以变夷风”,他认为,“人性皆善,无不可化诲之人,汉夷一体,无不可转移之俗”。[25]并强调“兴学为变俗之方,则教夷人尤切于教汉户”,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非多设义学不可”。[26]嘉庆初,湖南凤凰厅同知傅鼐在《治苗》一文中指出,对苗民“延师训讲,使知孝亲敬长之道,进退揖让之礼,而其中苗生尤俊秀者,取入书院肄业,使知奋勉”,久之,“苗与汉人无异矣”。并称,若此,“更何必斤斤防范之为事哉”![27]除了兴学之外,更有人提出以汉人充实夷地的建议。雍正十三年(1735),云贵总督尹继善等人在题本中提出:“欲化夷风,莫如使夷方多汉人。欲使汉人居夷地,莫如先定入籍考试之例。”建议以后凡改土归流之州县,不论本省异省读书之人,“有愿移家入籍夷乡者,即准与本地之人一体应试”,这样,“不数年而蛮方夷俗可以渐化,实于学校、夷方大有裨益”。[28]

　　在“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逐渐成为主导思想后,清政府的边疆政策中仍保留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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