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唐中央文书胥吏的构成

　　 隋唐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发展的重要时期，针对隋唐胥吏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日本筑山治三郎、国内张广达、俞鹿年、廉湘民等先生对唐代的胥吏均有专题研究。对隋唐胥吏的探讨，更多是围绕“主典”和“流外官”而进行的，以王永兴、郭锋、李锦绣、任士英等几位先生的成果为代表。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 。
　　通常所谓胥吏，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本文以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宋朝分类比较清晰。在官之下，从事文书工作者为“吏”，从事具体事务者则称为“公人”。反映在制度上，中央各机构的设官、置吏有明确规定，如《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所记尚书都省“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置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有四人，书令史三十有五人，守当官六人。”但是隋唐文书胥吏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阶层，其分化程度还不及宋朝。在唐律中，“吏”的概念比较宽泛，《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解释“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时云：“吏，谓流外官以下。卒，谓庶士、卫士之类。”据此，则凡在官府供事者，除了“卒”外，“（流外）勋品以下，爰及庶人”[2] 均为吏。在唐人观念中，“吏”有广义的“凡百执事，谁非吏职？”与狭义的“吏者，谓官长所署，则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这两种含义[3] 。在隋唐的行政制度中，也没有找到一个概念能与“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群集合准确对应。所以，在此有必要以文书胥吏的核心任务——办理文书为中心，并参考唐朝社会观念以及职位的发展方向，对隋唐中央文官机构中文书胥吏的构成作一简单分析。
　　在中央机构中，流外官中的行署文案者，即与“主典”概念大致相当的台省“令史、书令史”，寺监“府、史”等流外官构成隋唐胥吏的主体。对此，学者意见一致。唐制对其职掌有明文规定，“尚书都省令史、书令史并分抄行署文书”，“以主事、令史、书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凡令史掌案文簿”等等[4] 。府、史职掌与之相似，如《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记家令寺有“府十人掌受事上抄，行署文案。馀府准此。史廿人掌同府”[5] 。
　　但是，“流外官”概念并不能涵盖隋唐机构中所有的文书胥吏。
　　首先，数量巨大地方佐史等胥吏就不属于流外官[6] 。其次，就中央文官机构而言，其中还存在一些胥吏，其身份地位尚在流外官以下。令史、书令史、府、史中的绝大部分为流外官，但以《唐六典》各官府职员的设置情况与基本同时的《通典》卷四十所载开元二十五年（737）流外官品令比较，诸冶、诸屯、诸铸钱监等机构的府、史就不是流外官。此外，据《唐六典》，在秘书省著作局、殿中省、内侍省和太子左春坊诸局中，设有“书吏”一职，书吏与令史、书令史性质相似，《敦煌发见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明确记其职掌，如司经局下记“书令史二人掌行署文案。馀局书令史准此。书吏四人掌同书令史”[7] 。可见书吏职掌与前引令史、书令史，府、史之职掌完全相同，当为专司文书的胥吏，但书吏却也不在流外官之列。
　　另外，尚书都事、门下录事、中书主书，各省、御史台及东宫主事、寺监录事等为低级流内官，从其职掌与唐人将其视为胥吏的社会观念看，应属于我们考察范围之列。其中，张广达先生已经证明主事、寺监录事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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