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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布,次第而郡县其地。”应该说,戴名世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分析、建议都是很有见地的。雍正七年(1729),贵州都江开辟后建厅,被清政府称为“新辟苗疆”。针对这一情况,晏斯盛有一番议论。他认为,明洪武初亦曾“用兵于此”,当时“称平定,亦属羁縻。今雍正七年,总督鄂公(鄂尔泰)、巡抚张公(张广泗)宣扬朝廷德威,悉归诚乐附,因以其地建城”,[36]才是真正地实现了对这里的统治与管理。这是用事实对羁縻政策的否定。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总之,清统治者已认识到,“羁縻而治”的思想已不能够适应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因此,边疆政策的变化是必然的。
在否定“羁縻而治”思想的同时,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康雍间云南永北府人刘彬在《论全滇形势》一文中谈到:“从来有一定之形,无一定之制,时有不同则制变;有一定之制,无一定之功,人各异则功殊。”[37]这里反映了作者的两个观点。(1)治边政策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2)同样的政策由于不同的人来执行,也会有不同的效果,因而强调人(即地方长官)的作用。这里只谈前一观点,即治边政策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情况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实际上,这一思想早已被清统治者所采用,我们可以从清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中看得很清楚。清初在西南地区保留了大批土司,使土司制度得以延续。这是因为满族贵族刚刚入主中原,他们急待解决的问题是稳住局面,面对各地蜂起的抗清势力,清政府的全部精力要投入到对他们的武装镇压上,因而对土司问题无暇远顾,只能一依明旧。但在全国局面稳定之后,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便提到议事日程上。这就是“时有不同则制变”原则的体现。后人在谈到改土归流时也看到了这一点,指出,当年设土司是时代的需要,而改土归流也是时代的需要,“故封建非圣人意,势也,于土司而知其说之诚然”。[38]治边政策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变化,这一观念在清前期已基本上成为共识。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中即明确指出:“王者治四夷之法,太上变化之,其次制驭之。”[39]清前期的边疆政策正是在不断调整变化中取得了成功。
四、从只求“夷汉粗安”到追求“长治久安”
历代统治者推行的边疆政策,往往追求的是一时之安定。这从传统的治边思想中即可看出,如“明华夷之辨”、“以夷治夷”、“羁縻而治”等。在这种治边思想指导下的边疆政策,只能是求得边疆地区的暂时稳定。当然,这里也有客观原因,即边疆地区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生活习俗与内地有很大差别。受这些条件制约,封建统治者很难像对待内地一样来治理边疆。即使为后人推崇的诸葛亮,在其至滇池,平南中后,也以“三不易”为由,“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只求“纲纪粗定,夷汉粗安”[40]而已。
随着时代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对巩固边疆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至清代,“大一统”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因此,不贪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力求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思想已成为清代治边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直接影响了清前期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我们从清人对前朝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清统治者的追求。雍正帝曾说:“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41]嘉庆时,礼亲王昭梿在谈到理藩院的作用时亦称:“北人,自秦汉后匈奴、突厥递雄其部,汉、唐主不能与抗,乃至和亲纳币,含垢忍辱,以求旦夕之安,而寇警边烽,又环然至矣。”[42]对前朝“夷汉粗安”的蔑视,对“旦夕之安”的否定,正是追求长治久安思想之表露。康熙时,清政府在十一次与台湾郑氏集团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决定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考虑“台湾一平”,“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43]当噶尔丹铁骑横扫喀尔喀蒙古草原,兵锋直指京师时,康熙帝下决心亲征平叛,就是认识到,要使边疆得以安定,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绝不可贪图“一时苟安之计”,而必须刻不容缓“立拯边靖之毒痈,永底中原于清晏”。[44]雍正、乾隆两朝继续把对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斗争当作头等大事,就是因为“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45]正是在追求长治久安思想指导下,清政府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终于安定了北疆,统一了新疆。雍正年间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就是考虑,“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46]直至清末,人们仍认为,当年的改土归流使“九州之大归于一统,此长治久安之道也”。[47]
追求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涉及到对边疆政策的调整及治理边疆时的策略。对此,清统治者亦有清醒的认识。如针对不时发生的边疆地区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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