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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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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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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19]。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20]。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林甫所谓“寒族即无党援”反映的正是这批人权势甚盛之情况。）在开元、天宝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同时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所谓寒族即无党援）而易为中央所控制。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旧唐书·吉温传》云：
（李）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常谓禄山曰：“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案指禄山），必不以兄为宰相。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禄山悦之。
从天宝十载禄山兼河东节帅时，奏请吉温为副使，杨国忠以其与禄山结托，追入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后终遭贬、死，“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但史书把他们二人勾结归因于吉温要引禄山入相。以林甫之为人，荐之为节帅，禄山已惧之三分，[21] 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林甫不会因其难制而不引之入相，况且当时还是群相制，不引禄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禄山呢？——其原因是他根本无入相之条件与可能。天宝十三载三月玄宗欲以宰相处之，杨国忠以其“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为由谏止[22]。玄宗拜之为相，也不过为使相，[23] 然无实质之使相虚衔亦不轻意授之，更可证其无入相之可能。禄山自己对这点很清楚，所以才交通吉温，以图侥幸；否则，自当请求玄宗而入相了。吉温交结禄山不过是利用禄山受宠之机而使之荐己入相而已。如果安禄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历任朝中显宦，则绝不可能兼任数镇，或任帅长达十数年之久了。
总之，安史之乱以前，边帅的久任、兼统、出将入相等问题在总体形势上，都未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至于“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情况，是当时边地形势的客观要求。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究其性质，也应当出现在边防前线，此本无可厚非。军队集中屯驻与叛乱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精兵屯于北边并不会一定导致兵变。所谓屯兵要恪守内重外轻的原则是安史之乱以后人们的看法。
安禄山是在开元未至天宝年间，朝廷认为蕃将寒族无党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渐由蕃将而位至节帅，并得以兼统和久任的。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节帅的并非禄山一人，他们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换，而禄山为何可以例外呢？旧史一般将此归于玄宗对禄山的过分宠信。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宠信呢？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过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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