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燕行录全集》卷100，页322。

[ii] 日本学者藤塚邻指出，李德懋抄录的琉璃厂书目中，有好几本列入“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全毁书目”或“抽毁书目”。《清朝文化の东传——嘉庆、道光学坛と李朝の金阮堂》，页29。

[iii] 朝鲜燕行使者柳得恭所著《燕台再游录》，就记载了琉璃厂书肆主人对川楚起义的看法。

[iv] 《金陵集》卷11《序》，见《金陵集》第二卷，页196。

[v] 《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一》，页505。

[vi] 端坐轩逸人：《清脾录》卷1《蒹葭堂》。

[vii] 同治《湖州府志》卷33《舆地略·物产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页628。

[viii] 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两江总督高晋等奏续得各家书籍并进呈书目折》，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83。

[ix] 《知不足斋丛书序》，见清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99年，页7—8。

[x] 《燕都再游录》，页6。

[xi] [清]周广业：《四部寓眼录补遗（知不足斋丛书提要）》自序，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虫覃）隐庐印行。该书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xii]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曾指出：明清时代徽州商人的“近雅”或附庸风雅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层的商业动机。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清代扬州等地的徽州商人招养食客，资助文人，校雠书籍，从而在淮、扬、苏、杭一带形成浓郁的文化气氛，应当与这层商业动机息息相关。太平天国以后，江南一带“提倡风雅绝无人”，这与海外贸易及鉴赏风气的嬗变息息相关。因此，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应当置诸整个东亚的背景中去考察。参见拙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第四章之四《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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