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明视角下的郑和远航 |
 |
时间：2009-7-24 13:51:36 来源：不详
|
|
|
世纪。由意大利半岛开始，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活动在欧洲展开。这是一次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一次近代西方文明的启迪。
人们首先向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发起了冲击。在这方面，财富观的巨大转变尤其值得注意。布鲁尼指出，财富本身无善恶属性，财富是外在幸福和力量，乃道德之基础；索德里尼认为，“财富是使人愉悦的幸福之泉”；罗伦索．瓦拉更大声疾呼：“想用守贫、节欲、顺从三种德行使我们就范这是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社会思潮大变异的背景下，哥伦布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则公开声称：“黄金是一切商品当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
与财富观转变的同时，人本主义也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流行的社会思潮。在政治方面，人们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如吉罗拉莫主张：“主权要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这一思想的最初具体化，就是高扬起“捍卫城市共和国”的旗帜。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马基雅维里的开明君主制学说，主张君主要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政治权利。
欧洲发生的所有上述这一切上层领域的变化，在中国均与此不同。远的不说，从汉代的董仲舒到明代的王阳明，儒家的义利观一直居社会思想的统治地位，即所谓"iE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自是所不论”。这种过分压抑功利的思想，在南宋以来的理学那里发展到了极致，这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明代黄绾，终日不食，罚跪自击，“以心中发一念人欲用黑笔点之；以心中发一念天理用红笔点之”，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境界。我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就是在这般与哥伦布、达．伽马有天渊之别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环境中生长的，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儒家理学的这一套，在郑和的头脑中更加上一层皇权的阴影，因而只会更加封闭与偏执。
正是在上述文明走向的巨大差异的背景下，西方推出了它的大航海活动。这是一个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正在全面向近代转轨的文明所推出的航海活动。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个转轨中的文明，直接地为西方大航海提供了两大具体优势。
一个是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下，新的科学观，尤其是地圆说理论大为推广与流行起来。这一理论，逐渐为当时欧洲的知识界所接受，成为一种主流观点，甚至一直影响到罗马天主教会的高层。红衣主教德．阿依就写了《世界的样子》，这部出版于1410年，相当于郑和第二次远航归来不久的著作，对航海家哥伦布有着直接的启示。
另一个则是在政治方面。乍一看去，郑和与西方的大航海活动，背后都有一个强大政治权力在支持。郑和是由大明帝国的皇权直接指令出海，而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身后则有葡萄牙、西班牙两个王权的支持。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这两种支持，就不难发现，在东方的皇权与西方的王权之间，存在着背道而驰的文明拉力。
马克思在讨论印、中两国旧生产方式解体缓慢的原因时指出：“因为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利没有给予帮助”。
岂止是“没有给予帮助”!毋宁说给予的是巨大的阻碍。我们知道，郑和远航是得到“直接政治权利”的帮助的，而且远不止是帮助，而是直接的创意、指令、组织与一切保障。然而，这一航行，却与旧生产方式解体无关，相反，在皇权直接支持下的郑和远航，是一首东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壮的绝唱，它使这一文明更加成熟化、圆满化。而对于客观上会导致旧生产方式解体的那些民间海上商贸力量，皇权采取的则是“片板不许下海”的封杀政策。那狰狞的封杀令，是断然的，旗帜鲜明的。
在西方，支持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王权，还支持了民间的航海活动。
而正是哥伦布和达．伽马牵头的这场民间商贸力量参加的大航海活动，奏响了一个新的近代文明的序曲。例如，1377年葡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