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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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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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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林右旗宝日勿苏镇老房身村发现金代大犁铧、小犁铧、犁镜、锄型器、锄钩、锄板、镰 ，从这些农具的形制看，与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辽宁绥中县城后村、新民县前当地铺、吉 林集安县钟家村等金代遗址发现的农具基本一致[32]，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辽西之外北京路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强度都不如前朝。如大定府一带原奚人居住区， 本是辽代塞外经济发展程度最好的地方，金代国家政治中心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阿什河流 域 后，傍海道成为南北来往的主要通道，原来联系塞北与中原地区交通的大定府一线失去原有 的区位优势，经济地位亦随之下降。金前期虽曾将奚人六猛安“徙居咸平、临潢、泰州”等 地，而将女真人迁至奚地，但这样的迁移主要是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并 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与辽代相比，北京路临潢府一带的农业生产最显低落。金初省去辽12行政州、16头下州、3 1县的建置，曾一度设置临潢府路（后并入北京路），临潢府路辖境与辽上京道的核心区域基 本相似，路下只置3州府，即临潢府、庆州、泰州，下辖7县。金对临潢府一带州县的省并是 经过一番考虑的，被省并的或与辽祖先传说有关，或是祖先的重要活动地点，或是祖陵所在 地。这些地方并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的地方，如永州、龙化州均在沙碛之中。通过这样 一番省并，使农业开垦区更向临潢府附近集中。州县数额削减，人口与劳动力也相应减少。 辽代以临潢府为核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农垦区，仅农业人口就有50万左右，而金代包括非农 业人口在内的全部人口也不过42万。人口锐减必然影响土地开垦量，并造成农业生产衰落。 而农业生产衰落使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差，因此在金代文献中屡屡见到赈济临潢饥民 的记载。大定三年（1163年）金遭遇饥荒，世宗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 [ 11]。临潢府一带的汉民是从事农耕生产的主要农业人口，饥荒发生后，附近地区的收成都 同样不景气，才被迫令这里的农民到数百里之外的会宁府去觅食，可见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 是较差的。大定九年又逢饥荒，朝廷再次诏令，赈临潢等地猛安、谋克户。[11]即使是在正 常年份，临潢府的居民也常自给不足，所欠粮食需“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因粮价昂贵 等原因未能按正常期限运来粮食，则一些“饥饿之徒”往往会聚众滋事，甚至做出“杀太尉 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的激烈举动。[33]（《董师中传》）
劳动力减少本来已经滞缓了农业发展进程，大量非农业性的劳役又进一步干扰了正常的农 业生产。明昌四年（1193年），大理卿董师中曾上疏道：临潢一带“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 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33]（《董师中传》）由此可知，临潢诸路的百姓主要困 于三样重役，这就是养马、签军和挑壕，在这些重役的压力下，不但当地财力大困，而且也 不断造成人口流移。
所谓养马是朝廷将国家官马的牧养地设在这里，辽代上京道即设有牧场，金袭辽制，初有 五群牧所，世宗时改置为七，除合鲁碗、耶鲁碗两群牧所在临潢、泰州以及大定府武平县境 外 [34]（《岳志》），大多群牧所的设置地点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临潢一带应占很 大的比重。女真语称群牧所为“乌古鲁”，提控诸乌古鲁是主管群牧的主要官员。明昌四年 （1193年）以庆州刺史石扶员兼任此职，庆州位在临潢府附近，以庆州刺史兼此职，可以说明 群牧所在临潢路内最为集中，否则就不会形成如此兼职之例了。大片官牧场的出现，不但占 用土地，而且需要调用劳动力，这一切必然要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签军则是金代的临时征兵制度，每遇军事征伐或边事，便下令签发青壮男子当兵。签发对 象不仅限于女真人，也包括其他民族，如《金史·兵志》中载“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 事已则或亦放免”[34]（《岳志》）。由于签军的对象都是壮年成丁男子，故往往由于大量劳 动力的签发，而影响农事。
挑壕则是更甚于养马、签军的一项重役。金中期为了防御来自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 沿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一线修筑了长达万里的边壕。边壕是一项浩大、宏伟的工程，当时所 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十分巨大的。临潢诸路邻近边壕，无论人，还是物的征发，都是最繁重 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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