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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与资金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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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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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农田水利建设多属于官府间、生产建设性借贷。熙宁二年(1069)所公布的《农田利害条约》就明确规定：
应有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焊之类，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受利人户于常平广惠仓系宫钱斛内，连状借贷支用。仍依青苗钱例，作两限或三限送纳。[15](p264)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二日、元丰元年(1078)四月，重申这一规定说：
开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焊之类，民力不能役者，许受利人户具合费用数目，贷常平等钱谷，限三年两料输足，岁出息一分②。[2](p7069)[3](《食货》1之29、7之25、7之30、53之12)，[5](p2373)
这一规定是官民之间的借贷，利息仅为一分，但毕竟是有偿有息借贷。
熙丰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借贷常常为官府之间的借贷。熙宁八年(1075)四月，诏从王安石之请说，“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5400)③此则史料记述的是江宁府与提举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同年十二月，“诏司农寺以河北两路坊场钱或借免役宽剩钱二十万，给河北水利司”使用。[2](p6633)元丰二年(1079)四月，又诏司农寺出坊场钱10万缗给导洛通汴司使用。次年二月，又诏给导洛通汴司坊场钱20万余缗，用作兴修经费。[2](p7231,7354)河北水利司、导洛通汴司为兴修水利的机构，这几则史料记载的是司农寺与之借贷或转借关系。就史料记载来看，熙丰时期围绕水利经费而发生的官方间借贷关系，一般不提利息与利率，大概官方间关于水利经费的借贷没有利息，仅还本即可，即属于官府间互相转借、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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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97《河渠七》，第2406页，记南宋初为10万斛。
② 《长编》卷289，元丰元年四月壬戌，第7069页；《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73页；《宋会要·食货》53之12，《宋会要·食货》1之29、7之30。关于出息问题，史载不一致。《宋会要·食货》7之25记为“二分”，其它均为“一分”。既为长期贷款，又是鼓励性借款，可能为“一分”息。
③ “昨”指“熙宁七年正月”，据《长编纪事本末》卷73《水利》第2344页，记赐江宁府常平仓5万石修水利。
第三，赐给水利经费。皇帝“赐给”水利经费，一般都无需偿还。其实这些钱谷都来自百姓，只不过以“皇恩”的名义部分返还给百姓。但这种“赐给”对象是农田水利兴修者，即投资于生产建设，还是值得肯定的。前文已论述，国家为解决水利劳工伺题，将救饥与农田水利结合起来。同理，为解决经费紧张之势，政府用有限的钱谷将救死扶伤与农田水利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举两得。
宋仁宗时，名臣范仲淹算过这样一笔帐：饥荒时，国家用9000石或15000石米作水利经费，兴修水利工程，保证旱涝有收，则苏州一年可以纳两税米30万石，又可提供“官私之籴”米数百万斛。政府投入与产出比至少为一比二十或一比三十。[10](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这个道理，王安石与宋神宗都十分清楚。王安石曾说：“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賑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一举两得。[2](p5777)宋神宗对于工赈也明确表态：“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2](p5832)[5](p2370)因此，在熙宁时期，以“赐给”名义下诏拨支钱谷、募民兴利的情况甚多。
熙宁五年(1072)二月，诏赐两浙常平谷10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利”。[2](p5586)熙宁六年六月，诏：“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2](P5966)“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是一原则性规定，故无明示数量多少。同年十二月，赐淮南西路常平米3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2](p6059)熙宁七年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5万石兴修水利。[2](p6077)是年二月，河阳府报告说，连年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兼发省仓，“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及赈济饥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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