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餘    論

  自椿年於紹興十二年倡行經界，至理宗之末，經界之推行若斷若續者凡百有餘年，只有紹興時期是普遍的，除少數特殊地區未能有始有終外，大致都已就緒而又各有所成。光宗以後所倡議推行的經界都是局部的，僅限於一州一縣，皆是本諸椿年的成規，再參照朱熹的辦法，雖成效有程度的不同，而能革除產去税存和有田無税之弊，使强者無幸免，弱者無重困則一。當然要為富家豪猾所不喜，而受廣大的貧民下户所歡迎了。由於官僚胥吏好逸惡勞，不負責任切實推行，使經界的成效大打折扣。更有官吏感覺到推行經界後將有損及於他們的既得利益，乃製造一些經界不均和擾民的訟案，故意擴大事態，然後倉皇入奏，以動摇朝廷的信心和中央的决策，遂使經界半途而廢，而椿年亦因之蒙受不白之冤了。所以實行經界未能盡如理想，是必有任其責者。劉黼《論經界自實疏》說：

今州縣之不可為，大率生於版籍之不明，赋税走失，而官與民俱病。申經界之政以整齊天下，顧何所不可?……一郡有一郡之責，一縣有一縣之責，政使不人人如李椿年之用心，苟得其意而勉行之，亦足以大有功。奈之何猛者務必深切於行，而寬者付之悠悠而不行，均為失朝廷之本意，遂使貧民下户日困於抑輸，而豪民猾吏亦得以相蒙為奸，於是州縣之賦額十不存六七，惟從事於巧立名色，重催預借，以應解綱，而怨悉歸於公上。吁!孰能執其咎哉?向使州縣之官，能視國如家，視民如子，一革胥吏並緣之害，量事度宜，以要其成，縱不能蠱復舊額，而誠求之，不中不遠，庶幾公籍不至大虧。而公私交正，亦興太平之要略也。(《蒙川遺稿補遗》)

這段話說得很平允，如能州郡督導縣，縣督導鄉，上下同心合一地措置經界，不達功德圓滿不休止，則公私俱利，豈不甚好。然事實上，各處推行經界都發生或大或小的偏差，究其所以，劉黼所謂“政使不人人如李椿年之用心”一語足以道破。汪應元曾論經界煩費以擾民，隱實以罔上，虚數未核和重斂未除四害，亦足以發人深省。他說：

臣聞經界之政所以仁民也，非所以暴民也；所以利民也，非以利國也。……夫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貧民無常產而有常税，公家失常賦而有重征，公私之害，甚可哀痛!國家所以經界者，固欲其賦役之平貧富之均也。然而暴官污吏或示欺於其上，豪民猾吏復肆欺於其下，臣見其公利之俱弊也，不知為公上之所利也。……方經界之行也，朝廷必責之部使者，使者責之郡守，守責之縣令，令責之丞與佐，躬行畎畝間，將以度地也，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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