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卒之費，有文檄之費，有供億之費，吏之誅求不與焉!是民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也一矣!富者田連阡陌，擁厚貲以賂其吏，或以多為少，貧者家徒四壁立，吏受富者賂，或以少為多；是富民常受其利貧民常受其害也二矣!又民家户產有没於官者，歸於寺若觀者，壞於水而壅於沙者，地雖削而賦自若也。縣家惟以常數督之民，曾不考核其田之有若無也。不過均其賦於有田之家而已，富民中產日受其弊也三矣!經界井田之遗意也，則作賦取民未嘗無制也，今或益耗而加量，輸楮以抑錢，民所輸者皆數倍於前，名目繁賦日重，中人之家必至於蕩析，四也。(《南宋文範外紀》卷二)
可見在推行經界的過程中，中下之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但這不是法之不善之過，乃全是人為的錯誤。再完美的法令，對貪官污吏的欺蒙，亦防不勝防，久之，道德失其效用，法規形同虚設，經男四害的造成，其由來當非一朝一夕了。
由經界而引起的財税問題，卻給民户帶來更多的負擔。南宋初年最害民的一項雜税經總制錢，内中包含田契錢，據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五田契錢條所載：“大率民間市田百千，則輸於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請買契紙賄賂胥吏之費不與，由是人多憚費，隕不告官，謂之白契。”但在紹興十九年諸路實行經界後，執白契者不得理為交易，必須請領官契，否則視同隱田没收之，田主只得繳税换領，因此這一年所收的田契税最多，政府因利乘便，乃規定經總制錢的拘收即以是年為定額，此不啻給地方官開一聚斂之門。紹興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李邦獻曾論之說：
州縣有經總制合取錢，自來據所收多少合得之數申解，近因曹泳之請，止以紹興十九年立為定額，是年係經界年分，人户將白契及隱匿田段一併投印税契，是致所收最多，若以當年為額，則是與郡縣開掊斂之門，遂致逐州知通立赏督責，必要及格以希賞典。欲望特降處分，除夏秋二税經總制錢有定額外，其餘合收窠名錢物，只得據實收起發，即不得隱漏侵欺，所有前項立額指揮，欲乞更不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三)
這是何等可怕!邦獻疏上，雖有詔送“户部看詳取旨”，但卻没有下文。其後又有御史中丞湯鵬舉的論列，[24]倉部郎中黄祖舜的面對直陳其事，始詔户部以“十九年以後二十五年以前取酌中一年立為定額”。[25]民户的雜税擔負事實上也比未經界前加重很多。
與經界相類似的又有所謂之土地推排法，南宋末年曾倡行之，然推排速不如經界之切實，只不過較為簡易而已!其優劣及措施情形，《宋史·食貨志》農田條咸淳三年司農卿兼户部侍郎季镛奏疏言之甚詳，兹引述如下，以便比較。镛云：
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當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紐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富公平者，訂田畝税色，載之圖册，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 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咸。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册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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