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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三。湯鷓舉云：“比年以來，經總制錢立額，以紹興二十六年中最高者一年十九年之數為之，其當職官既有厚賞以誘其前，又有嚴責以驅其後，額一不登，每至横斂，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與李邦獻之論奏可相對證。

    [25]  見同上書卷一七五。

此項推排，乃完全委之鄉都，照鄉都所藏的圖籍，稽其步畝，訂其主佃，雖易於成事，但走移欺隱更所難免。然推排亦須先經經界為之基礎，[26]所以經界法實是整理土地均平賦役最有效最根本的辦法，值得稱道。

總之，李椿年的事業是持續的，並不是及身而止。反觀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其成效遠不如經界。再看賈似道的景定公田法，假回買之名，行没收之實，不管從哪一角度來衡量，都不足與經界相比並。《宋史》立傳固然有它的標準，然當立而未立者正多，雖椿年在《宋史》中無傳，但他的事功與在歷史中的地位，仍是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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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推排之法雖易為，然必先由經界植其基。《宋史·食貨志》農田條載監察御史趙順孫言：“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者，正謂是也。”可以見之。

[附記]本文草成後，曾在本年5月7日中國歷史學會第八届會員大會分組討論時宣讀其大要，蒙宋旭軒、程光裕兩教授提供卓見，特此致謝。1972年6月5日德毅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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