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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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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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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北魏朝廷对刑法作用的一般理解。统治者希望通过刑罚使兆庶“徙恶以从善”[166]而起到辅教的作用。
在这些观念熏陶下，统治者自然不会放弃明刑的作法，且要挖空心思扩大刑罚的影响；加上在他们看来“市”乃小人群集之处，小人正是法律惩戒的对象，且这里人来人往，能声播四远，震慑面广[167]，选择“市”为刑场最好不过。元人徐元瑞说：“将犯法之人肆于市令众，使人不复犯法，则刑具措置而不用，是用刑以期无刑也”[168]。此话虽晚出，精神却与古一致，颇能反映统治者“刑人于市”的意图。
仔细推敲，为政者的这种期待与其说有什么事实根据，不如说主要是儒家君民关系说的演绎。这种君民关系的经典表达乃孔子所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69]在儒家看来，民纯受君主、君子左右摆布，毫无自我意识，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向西，西风则草靡向东”[170]谈不上任何自主性。治人者的刑罚观念则是这种上对下单向影响的逻辑的简单延伸，仅用以影响的手段略有变化：刑罚取代了德治。在操作中，统治者的意图部分可以实现，可使观众感知统治的力量，也会起相反的作用（详上）。统治者长期迷信圣贤说教，相信“刑人于市”能震慑小人，却找不到什么事实依据[171]。
隋初李士谦就对此表示过异议。他针对当时规定“赃重者死”建议恢复肉刑。作为引证，他化用老子之言说“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172]。隋仍然“刑人于市”，李氏所云乃是对此而发。主张恢复肉刑者并不罕见，能明确意识到以死刑威吓旁人的局限，却不多见。这可能与士谦身处丘陇，终生未仕，深谙民情分不开。可惜他所论虽“有识者颇以为得治体”，初唐便已湮没不传，更谈不上对时政有何影响了。
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学家对公开行刑做了多方研究，证明这种作法实际达不到制度创设者的初衷，有时甚至适得其反[173]，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74]。
尽管刑人于市效果如何长期是未知数，这种制度安排凭借古训、对刑罚效果的一厢情愿的想象与幻觉得以持续千余年，实在令人深思。
选择市作为刑场同时显示了朝廷对“市”的认识上充满矛盾的一面：一方面皇帝、君子应退避三舍；另一方面又将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刑罚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里。相对于理想中的礼乐教化而言，威刑更为常见，使用的机会也更多，而它们却在一个君子不愿游观的地点展示。支撑这种奇妙的安排除了明刑立威的思想，仍少不了君子、小人分立的逻辑与观念。
六 都市：对外展示国力的窗口
以“市”作为刑场体现了朝廷官府对内的施行血腥统治的一面。同时，都城的“市”作为对异国与藩属交往的一个窗口，则成为展示国力，夸耀富足的场所。显示了“市”的作用的复杂性。
《魏书·李安世传》：“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这种做法最早见于太和元年。该年蠕蠕遣使至平城献贡，“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廐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175]时至隋代，朝廷依然采用这一做法。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为向朝贡的“蛮夷”显示国威，“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藩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176]
朝廷将都城的“市”作为展示其富庶的场所，目的是让朝贡的“蛮夷”与聘问的邻国炫耀，以谋求外交上的优势。按照史书的记载，这种做法起到一定的效果。太和元年蠕蠕使者见到如此场面，“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未见也’”，次年蠕蠕又遣此人朝贡，并又请求通婚娉，此后“岁贡不绝”[177]，应与元年所见不无关系。此后萧齐武帝使者刘缵到平城出使，李安世负责接待，去“市”交易，“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双方在外交场合的明争暗斗北魏又胜出一次。而隋炀帝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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