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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辨其粗良。丞为之贰。凡财物之出纳,库藏之储备,必谨而守之。”[1](ｐ.413)由军器监制成的武器甲仗交由卫尉寺统一管理。卫尉寺设长官卿一人,从三品,“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卫尉寺下辖武库、武器二署,均有专职官吏司守其职,其详见《大唐六典》卷16《卫尉寺》。另据《唐会要》卷66《军器监》记载:“乾元元年六月,敕军器监改为军器使,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判官二员,其使以内官为之。”[5](ｐ.1376)军器生产的管理权落入宦官之手,管理机构也改易名称。其后军器收贮权也由卫尉寺卿移交由宦官担任的弓箭库使,管理体制上进一步发生变化,但仍是官府所有的性质。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另一大宗是铸币业,也有一套具体的行政经管系统。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前,中央少府监除直辖十炉铸币外,对设在地方诸州的诸铸钱监也有领导权,即所谓“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地方诸铸钱监设监一人,“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以所在州府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参军及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土人为之”[1](ｐ.415),共同负责铸造钱币。到开元二十五年二月,这种管理体制被取代。是月“以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6](ｐｐ.5768～5769),通过设立财政专使的方法,将少府监主管全国铸币的权力夺去。安史之乱后,官府铸币的经管体制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铸钱使、盐铁转运使、诸道节度使、州府刺史(武宗朝)皆握铸币权的多头经管共营局面,造成一些混乱,但铸币权由官府垄断,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政策始终未变。
以上尚书省工部、工部司、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铸钱监构成了唐代官府手工业的主要经营管理体系,负责主要生产门类。有关史料表明,唐代在中央政府及东宫、内廷还存在如下一些手工业经营管理机构。1 司农寺导官署 司农寺下设有导官署,设令二人,八品上。丞四人,正九品上。另有府八人,史十六人,监事十人,典事二十四人,掌固五人。其职责是:“导官署令,掌供御导择米麦之事。丞为之贰。凡九谷之用,有为糗,有为曲蘖,有为粉脂,皆随其精粗,差其耗损,而供给之。”[1](ｐ.377)“掌舂碾米面油烛之事。”[7](ｐ.728)2 光禄寺良酝署 光禄寺下设有良酝署,设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监事二人,从九品下[1](ｐ.323)。另有府三人,史六人,掌酝二十人,酒匠十三人,奉觯一百二十人,掌固四人。其职责是:“掌供奉邦国祭祀五齐三酒之事。丞为之贰。郊祀之日,帅其属以实樽。若享太庙,供其郁鬯之酒,以实六彝。若应进者,则供春暴、秋清、酴、桑落等酒。”[8](ｐｐ.1878～1879)是宫廷酿酒供酒的专门机构。开元末至天宝初,良酝署一度停废[9]。后来宫廷酿酒专设酒坊使管理。酒坊使最初设立的确切时间已难考,但唐人李肇所撰《翰林志》记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宴设翰林学士时,有“酒坊使供美酒”的明文,这可能是酒坊使见于史籍的最早记录。到宪宗元和时期,宣徽院使设置,酒坊使归其管辖,成立宣徽院酒坊,专司宫廷酿酒,管理体制发生进一步变化,管理权也落入宦官之手。宣徽院酒坊规模较大。1979年西安市西郊出土了“宣徽酒坊”银酒注一件,器底铭文有:“宣徽酒坊 咸通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别敕造七升 地字号酒注一枚重一百两匠 臣杨存实等造 监造番头品官臣冯金泰 都知高品臣张景谦 使高品臣宋师贞。”[10]一件酒注达七升一百两重,可见其不同一般。3 光禄寺掌醢署 光禄寺下设有掌醢署,设令一人,从八品。丞二人,从九品下。另有府二人,史四人,主醢十人,酱匠二十三人,酢匠十二人,鼓匠十二人,菹醢匠八人,掌固四人[1](ｐ.324)。其职责是:“掌供醢醯之物:一曰鹿醢,二曰兔醢,三曰羊醢,四曰鱼醢。宗庙,用菹以实豆;宾客、百官,用醯酱以和羹。”[11](ｐ.1284)是专司肉鱼制酱和酿造食醋的机构。4 诸司制纸造笔机构 据《大唐六典》记载,许多中央政府部门置有造笔直、笔匠、熟纸匠,专司纸笔制造。如卷2《尚书吏部》记弘文馆有造供奉笔直二人,造写御书笔直二人;集贤院有造笔直四人;秘书省有造笔直一人。卷8《门下省》记弘文馆有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卷10《秘书省》记秘书省有笔匠六人,熟纸匠十人。卷26《崇文馆》记崇文馆有笔匠三人,熟纸匠三人。足证一些政府部门各有专门的制纸造笔作坊。虽然具体管理细节语焉不明,但由各相关部门官吏进行管理无疑。另据《新唐书》卷57《艺文志》载,玄宗开元初年命褚无量、马怀素主持图籍整理时,“岁给河间、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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