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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ｐ.1273)。依照规定,和市是官民双方同意的公平交易,但事实上并不如此,政府往往以贱价强购,甚或分文不给。如武周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十一月敕于登州、莱州置牧监和市牛羊,监察御史张廷在谏疏中即有“今虽和市,甚于抑夺”的批评。又如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71年),监察御史韩琬在所陈时政疏中也说:“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克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5](ｐ.1267)玄宗开元初年,京师长安甚至出现了“配户和市”的强行摊购[11](ｐ.4452)。最初和市的范围不大,后来发展成为折庸调变造,金银、宝货、绫罗都成了变造的对象,并推行全国[1](ｐｐ.72～73)。宫市是指通过市场为宫廷购买物品,最初由朝官掌理,后来落入宦官之手,在贱价强购或不给分文的抑夺方面,比和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总而言之,由于政府对物价拥有“月别三估”的定价权力,官市、和市、宫市均不可能是钱值相等的公平交易。 三、 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管理经营有其显著特点,表现出自己的发展形态。
第一,在行政管理系统方面,唐代官府手工业既有负责政令制定与计划下达的尚书省工部这一中央最高政务机关,也有负责落实政令和实施计划的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中央事务机关,又有具体组织生产的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甲坊、弩坊等署及百工、就谷、库谷、斜谷、太阴、伊阳、诸冶、诸铸钱等监,还有中央和内廷的其他一些机构及地方政府的许多机构,上上下下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多层管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各级机构均由政府官吏掌握,是唐代封建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方面,它的建置更加全面,制度更加完善,上下级机构间的隶属关系清楚,分工明确,职责具体,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管理体制,是汉代以来官府手工业制度的新的发展。官府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管理经营,政治权力支配干预生产是其最基本的特点。
第二,在具体的生产经营方面,唐代官府手工业门类众多,规模较大,各级各类生产部门均在政府官吏的管理下,按照政府的需要,生产着从军器兵仗到精美丝绸,从皇室珍玩到茵席床几,从金银器具到酱醋调料,几乎无所不有、巨细无遗的各类产品,具有为满足统治需要而生产,而不是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显著特点。虽然其中的某些产品,如部分瓷器、丝绸被用于海外贸易和民族贸易,但这仅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一点点缀而已,不是什么真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同时,由于按需生产,保证了政府所需的许多物品不必到市场购买,又具有突出的自给自足的特点,其封建经济性质十分明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生产经营以封建专制统治为基础:在劳动力使用上,除了奴役官奴婢、番户、杂户及刑徒、流徒外,主要通过徭役制度强行征集各地工匠和丁夫服役;工匠和丁夫除服正役外,还时常被强制服加役;这种封建隶属关系下的强行征役,无偿或近乎无偿地侵占民间工商业者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从而时常扰乱和破坏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在原料来源上,除政府直接经营所得及部分折役、官买有一定合理性外,土贡和税收等是赤裸裸的封建剥夺;通过这种方式,民间手工业的一些原料、半制成品甚至制成品被无偿拿走,同样对其发展造成损害。可以说,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以剥夺民间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为其主要手段的,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和剥削性。
第三,管理上有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负其责,经营上以封建专制统治为基础,保证了官府手工业在唐代整个手工业结构中处于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而民间手工业只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发展形态。与门类众多,规模庞大的官府手工业相比,处在封建统治之下的民间手工业时常遭受封建盘剥,始终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被扭曲了的形式运转,无法正常发展,新的生产方式也难以从中产生与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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