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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 的重新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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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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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236“顺宗永贞元年二月甲子”条，形象地记述了宦官依恃权势，为所欲为于京城的丑态，“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輙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驱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渇，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东宫，皆知其弊。”[2]
也有并非担任采买任务的宦官，游走于市场，“多诈称宫市，肆夺人物，百姓怨苦”[3]，虽然与真正的“宫市”并无关涉，但也折射出“宫市”这种体制转换过程中渗透的非经济因素及与特权相联的采购方式，对市场的损害不仅限于体制内。唐末，宦官对京城商贾近乎疯狂的掠夺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资治通鉴》卷２５２载，僖宗乾符二年（875）正月，田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
“京师游手无生业者”，应指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者，有的并无固定职业。之所以仰“宫市”以活，应该是商贩、手工业者、承包商、经纪人、从事运输、雇佣劳动等与政府（不仅限于内廷）采购市场有着紧密联系的个体和群体。京城数千万家仰“宫市”以活，有夸大之嫌，但如果是各宫、院分别采办于市场，牵涉的人户当不在少数。[4]可知，京城长安，与市场有关的非生产性人员在政府（包括内廷）供应转换过程中逐渐增加的趋势。
二是顺宗罢“宫市”后，为何还有“宫市”？此“宫市”是否同于彼“宫市”？
唐德宗朝，时任职京兆尹的吴凑为抑制“宫市”为害，曾提出两个解决的办法，一是仍按旧有供应体制，将“宫市”纳入“府县常务”；二是“不然，特置宫市，所令中官谨厚者主之”[5]。吴凑所指的“特置宫市”，与“自市买”相区别，有可能是专为内廷采购而设的市场，而非专设的使职，否则，这条建议就没有意义。
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掌之，以防侵扰”[6]，说明内廷采购在唐末到宋初，经过整顿后的趋势是：固定场所，有专职官员主持。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廷需要的刺激，民间“宫市”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势不可阻，日趋红火。由此想到，在唐朝顺宗正式罢“宫市”以后，为何还有“宫市”及“宫市使（包括属官）”出现？《唐会要》卷86“市”所载“十六宅置宫市”，是否有可能是固定时间和固定场所的专设“市场”，如宋初的“杂买场”？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宋人鉴于唐朝“宫市”之弊，尤其注意严格限制宦官的权力，内廷采买事宜不再由宦官单独主持。[7]但内廷采买过程中的扰市、压市、欺市等非市场因素仍不同程度存在，只是形式与唐“宫市”所为又有不同。总体上看，宋朝内廷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和广泛，内廷供应体制更趋细密，中央有专门拨款用于内廷采购，内廷各部门（宫）都有相对独立的采购部门、专职采购人员和内库设置。内廷所需，各地贡送、主管部门供给和自行采购的物品内容也有明显的区分。[8]
内廷供送体制转换是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不是孤立发生的，也不能仅从人为因素找原因，其背后应该有着更深刻和更广泛的体制转换因素。如果我们考虑到，唐宋时期，官手工业从顶峰走向衰落，白银货币化程度加深，[9]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刺激内廷对市场需求增加，政府市场采购份额逐渐加大，采购范围逐渐拓宽等，[10]都是促使政府财政体制变化过程中供应体制，[11]由供送制为主逐渐向采购供送并举过渡的积极因素。但在面对市场的政府行为及其运作中，非经济因素困扰、阻碍市场的培育与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干扰具有顽固性及持久性，宫市”为害的现象，仅仅反映了一个侧面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长河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不应只归咎于宦官势力恶性膨胀所然。任何体制内部的局部改革和浅层面的施政举措，或者依靠“人治”，都解决不了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根本问题。
[1]《旧唐书》卷140《张建封传》作“游手堕业者”。
[2]注：“宫市事，见上卷贞元十三年。五坊：一曰鵰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小儿者，给役五坊者也。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如苑监小儿，飞龙小儿，五坊小儿是也。五坊属宣微院。”
[3]《册府元龟》卷18《帝王部·帝德》，第1册，第201页。
[4]关于“白望”和京城“仰宫市以活”的人户，因牵涉问题尚多，拟另文研究，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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