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深赃罪之刑”？元稹依前人之见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当务之急做了深刻的申述。务急之一，建立中央集权的货财管理制度，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不给贪赃枉法的官吏以可乘之机。元稹曰：“古今言钱币之轻重者熟矣。”古今之人深思熟虑的结论是，“货财，国家之货财也”，或取或舍，不能随心所欲。一定要按相关政策办事，要符合客观实际，要谨防贪官钻空子、耍花招、鹰鸷其手以求一逞。元稹在《授王播中书侍郎平章事兼盐铁使制》中强调，各个官吏只能各司其职，不能超越权限以“侵货泉之任；而主会计校盈虚者，不得参邦国（货财决断）之重”[8]。务急之二，亦是急中之急，“天下之财”，“在我（指皇帝）而已”。皇帝要独揽财权，从总体上直接操纵货财之“出”“入”。既是“独揽”，就要收回过去“授”给官吏管理货财的“重柄”，防止他们“假之权利”而“成我之怨府”，制止那些心怀鬼胎的贪官借机发泄私愤。

    《钱货议状》恳求皇帝“施赏罚必行之令”。上述两个“当务之急”，就是对贪赃枉法者施行的严刑峻罚，就是对货财“上供”采取的法律措施。刑罚严峻与否，最终要看落实情况。只有坚决用之于实践，立停“纸上谈兵”的议论，才能取得效果。元稹曰：“钱货之轻重，不在于议论之不当，患在于法令之不行。”因此必须严肃法纪，严惩犯法之徒，决不姑息养奸。《钱货议状》不仅深刻揭露了贪赃枉法者“滥行”货财的罪行，而且对政府执法力度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岂法不便于时也？盖行之不至也。”质疑的目的在引起皇帝对“救弊”的重视。从正面解释，元稹是在奏请皇帝采用“鞭”、“黜”、“坏”等措施严厉打击货财犯罪者，并采用奖赏办法鼓励检举揭发者。惩处与奖励并用，或可以收到良好的“革弊”效果。

《钱货议状》指出，朝廷只要依法用“鞭”“黜”等手段严厉打击“滥行”货财的官吏，彻底“坏”其“蓄藏”（即抄没他们的家财），就能斩断他们贪污的魔爪，就能开启被堵塞的流通渠道，就能使“上供”或“俸入”的货财顺畅地输入国库。其理论依据是：“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赋税之暗加，患在于剥夺之不已。”官吏之“上供”“或损或益者，盖法有行不行之谓也”。

四、峻厉风宪，纯俗以轻费

    唐朝“有年进月进之名，有正至三节之献”等严厉朝规，“进献”者急如星火，络绎不绝。贪官污吏趁机疯狂侵吞货财。社会在货财“滥行”的祸水浸泡下，民众之心灵亦被严重腐蚀，争羡奢侈，或萌生盗心，铤而走险，俗风混浊，每况愈下。民俗风尚是政府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民风颓丧靡糜，政府必定沉疴腐败。

社会货财“有常”，是一个整体“蛋饼”。如果“蛋饼”被大肆切割用于奢侈之耗，国家亟需的“百役之费”就会大为减损。针对此种情况，《钱货议状》曰：“今陛下初临亿兆”，应该制“节侈靡之俗”，大力提倡朴素俭约即“轻费”的消费思想，反对铺张浪费，纯清社会俗尚。要纯俗，必先“峻风宪之举”。峻，《说文·段注》：“高大”之意，可引申为严厉、严格。政府要身体力行，严格风任法度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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