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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五）——第七章“封建制度”第4、5、6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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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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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
西周五鼎墓有七座，三座为西周中期，两周之际两座，东周初期的两座。在虢国墓地中，未被盗的五鼎墓有两座也与虢太子墓一样，都是双棺一廓，但规模较小。有车马坑，各殉五车十马，减七鼎墓的车马数为一半。出土五鼎四四鬲。这一级墓主当属于中级贵族。
三鼎墓为数不多，总数不到十座。长安斗门镇普渡村的长由墓出土了成套礼器及一套编钟。虢国墓地的三鼎墓，两座规模与五鼎墓相似，一座较小。都有车马器而无车马坑。诸墓大都是单棺。墓主身分，大约是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相当于士的一级，故可用车马，而不能自具车马。
一鼎墓为数最多，共二十余座，其中五座属西周中期。墓室较小，单棺有椁。多数随葬有兵器及车马器，但没有车马坑。出土礼器为一鼎一。虢国墓地未经盗掘的一鼎墓有十九座，单棺有椁，有的也有双棺。出土有一鼎而无。少数墓有车马器，无车马坑。一鼎墓外，有十余座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的二鼎墓。但二鼎形制不类，不能算是列鼎。墓的规模体制与一鼎墓相近，当只能算是同一级的墓制（以上均见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4—212）。
礼仪的系统化与制度化，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已由使用武力作强制性的统治，逐步演变到以合法的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规整的礼仪也代表统治阶层内部秩序的固定，使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白可知的规律可以遵循，减少了内部的竞争与冲突，增加了统治阶层本身的稳定性。相对的，统治阶层也为了安定而牺牲其灵活适应的能力。西周中期开始的礼仪系统化，在春秋时代演变得更繁琐，同时周东迁以后，王权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僭越的事也更常见。在西周的后半期，殆是封建礼仪走向系统化的阶段。
第五节 主从关系
礼仪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策命礼，经由这个典礼，周王对其臣属，赏赐种种恩命，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了主从的关系。事实上，铜器
注：此墓为合葬，墓室大小、车马坑以及人殉等都不便计算。
铭文中绝大部分是这种策命礼的纪录，文献中的资料，《尚书》诸篇，全为浩命，《诗经》“大雅•江汉”及“常武”两篇是策命的韵文。《左传》定公四年周公举蔡仲一段，也属策命的节录。春秋以后，策命仍不乏见于记载，齐桓晋文两次朝觐，都有王室的策命，其文辞仍一贯的保存了西周策命的格式与语气。
传统经学中治礼的学者，根据三《礼》及《左传》、《尚书》，颇致力于周代王室礼仪的考证。由现存的金文资料，齐思和、陈梦家有系统的重建了周代策命礼的一般细节（齐思和，1947；陈梦家，1956：98—114）。策命礼通常在王宫的大室或王朝的宗庙举行，也偶尔可在臣下的宫室举行。王在天未亮（昧爽）即到达行礼的地点，天一亮（旦）王就在行礼的“大室”接见受赐臣下。所谓大室，当即行礼所在宫室宗庙的正殿，本书第二章描述歧山凤雏村周代建筑，前堂后室，堂前有庭，当即可用以说明大室与中庭的位置。
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
行礼时，受命的臣下，由其傧相（右）导引入门，立于中庭，王则南向立于东西两阶之间。策命是预先书就的简册，由秉册的史官宣读，有时秉册是一人，宣读是另一人。王在当场命令宣读，其口头命令也记入策命中。策命的命词，则以“王若曰”为起句。策命详简不一，其内容通常包括叙述功劳，追述先王与臣下先祖的关系，列举赏赐实物及官职的项目，以及诫勉受命者善自步武先人功烈。以大盂鼎为例，这几段即完全不缺。《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组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接着列举韩侯觐后受赐车马服章，也正合上述策命金文的体例。行礼常在宗庙，诫勉之词常引述祖德，凡此均可反映策命礼是如何的传统化了。成康之世，周王往往亲命，成康以后，则由近臣内史或尹代王宣命，也足以反映策命礼渐走向形式化的方向。
至于赏赐礼物与恩命的内容，如由一百六十余件有赏赐的金文铭辞统计，赐赏臣下赤市、朱黄、玄衣、赤舄一类服饰有六十余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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