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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就曾对从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字符作过如下评说“其意义至今虽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族徽之类。”但是,陶寺字符与所有此前发现的字符相比,均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字”的成分多了,“符”的成分少了,且变随意刻划为正式书写;二是陶寺字符不但是伴随着趋于定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的出现而出现的,而且也已明显地赋与了富于社会性和智慧性的文明含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陶寺字符是迄今为止在考古中发现的中华民族的最古老和最典型的文字符号。它的价值,绝非此前所发现的所有字符可以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由愚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3.器物
器物是劳动的结晶,是智慧的创造,也是文化与文明外化和物化的标志。因此,认识、衡量和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形态,其所制造和拥有的器物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在对人类早期社会形态及其发达程度的认识与评定上,器物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就尤为突出与显赫。比如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就成为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重要尺度与界标。因为器物既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产物,又是促进人类智慧和劳动进一步发展的工具与动力。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只要给他一只杠杆,他就能够撬动起整个地球。这虽然不无夸张,但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工具即器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
尧所处的时代,是龙山时代早期,也是人类冶铜、锯木、制陶、砺玉的时期。所以,在陶寺城址及墓葬中所发现的器物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的特点来。当时,陶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以致至今在陶寺城址的发掘现场人们还随处都可以捡到破碎的陶片。从这些随处可见的陶片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在尧的时代,墓葬也已相当讲究了。有墓圹,有墓龛,有尸床,有船式的棺板和大量的随葬品。从这些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草编物、青石大厨刀、木案板、红彩漆筒形器、漆柄玉石兵器、漆木盒、彩绘陶簋、彩绘漆觚形器、玉兽面、大圈足盆、折肩罐、玉璧、小口圆肩罐、直口盆形單、釜灶、单把鬲、圈足罐、石钺、玉琮、璜形玉佩,以及“仓形器”、铜器等。
所有这些器物,在当时来说,都堪称是空前丰富和精美的,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尧的时代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和人的智慧所开发的程度。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仓形器”和铜器。
在陶寺遗址所发掘的1300余座墓葬中,其中有6座大墓中均置有“仓形器”各四五件。“仓形器”为一圆柱体,顶上呈蘑菇形,圆柱体周围等距离凿有3个凹形小洞,外壁敷施红彩。每个“仓形器”旁边皆附置有骨质匕首一件。骨匕呈扁平状,外表光滑,柄端钻孔,另端磨为钝刃,体长22.3厘米,体宽2.2—3.4厘米。此“仓形器”作何用呢一种倾向性的认识是将其视为“榬”的代替物。“榬”乃为在缫丝过程中为缠丝所用之器物。以其作为陪葬物大约是代表一种身份和一种享受吧,因为丝绸在当时是一种高贵的奢侈品,而缫丝在当时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高度的经济水平。
如果说“仓形器”在陶寺遗址中是一个罕见的发现,那么,一件铃形铜器在陶寺遗址的出土就更是一个罕见的发现了。因为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虽然多次发现了铜,但成形的铜器却极少。例如在龙山文化的中枢地带河南淮阳平粮台、郑州牛砦、临汝煤山等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就均为渣、块状,概无成形的器物。而如今在陶寺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却是一件近乎精美的铃形的铜质器物,这也可以说是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成形的青铜器。它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其化学成分为含铜量占97.8%,含铅量占1.54%,含锌量占0.16%。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陶寺文化属于龙山文化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时候竟能冶炼和铸造出如此近乎精美的青铜器,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4.礼仪
礼仪的形成,不仅是文化与文明的产物,而且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不断地趋于完备的。“礼”之所以能够成为孔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实在是当时的社会实践使然。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从部落时代开始礼仪就已经出现了。图腾崇拜、太阳崇拜、祭祖祭神、会盟结社、占卜观象、设坛立庙等活动,远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广泛地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与意识之中了。在距今6000年之久的半坡遗址中,就有杀头祭屋的考古发现。至于太阳崇拜之类现象,则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肇始时期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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