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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伯恩斯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才特意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也许是制度的发展。一种制度可以下定义为就是群体信念为了满足群体的某种需要而以比较固定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群体行动的结合物。制度通常包括这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人是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是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
陶寺考古发掘中的礼仪遗迹,就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证实了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形态与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
首先是庞大的祭祀区遗址的面世。在陶寺城址祭祀区内,不仅建筑面积大,而且祭坛、台阶、路沟、角门等一应俱全,设计和夯土都十分讲究,出土的祭祀器物也十分丰富。有龙盘、玉钺、特磬、土鼓、肥足鬲、小口折肩罐等,特别是其中的彩绘龙盘,不仅色彩艳丽、图饰精美,而且尚有代表酋邦首领权力的象征意义。我们完全可以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花纹设计样式作出判断陶寺彩绘龙盘对后世礼仪文化的发展,乃是产生过重大影响和具有着深远意义的。
其次是庞大的墓葬群和丰富的陪葬器物。在陶寺城址发掘中,先后发掘出墓葬1300余座,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即陪葬品,而且从墓葬中圹与棺、尸与物等的设计和摆放中,还可以看出是很有讲究的。其大都为竖穴土坑墓,一般墓圹为圆角长方形,如中期大墓M22,开口长5米,宽3.65米,底5.2米,宽3.7米;墓底距地面8.4米;墓向140度。在陡直的墓壁四周均敷以草泥,并伴有精良的装饰。大墓的四周掘有壁龛若干,用于放置随葬物品。棺,是由一根整圆木挖凿而成的船形物,一般长约2.7米,宽约1.2米,高为0.16—0.3米,板材厚度0.03米,头端挡板与壁板和底板连为一体,脚端挡板向里回缩0.9米,嵌入棺体之内充当挡板之用。整个船棺的内外皆涂以红色。尸床平形嵌入船棺底部,尸床上除置以墓主尸骨外,还另外放有一些随葬品。船棺底下铺有一层厚约1毫米的絮状物,现已变为朽灰,大概是为了预防潮湿浸蚀棺木而特意放置的隔潮物吧，从棺内坑内及填土层中所发现的物品,主要有苇杆、红色绸块、子安贝、绿松石珠等。从整个墓圹、墓棺及随葬物品的布局与摆式中,可以看出完全是遵循礼仪之规而为的。特别是在陪葬物品中,更是按照墓主的不同身份而大有区别。有的随葬玉器、漆器、彩绘陶簋,有的随葬骨镞、公猪、兵器、青石厨刀,有的甚至在墓室中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坯子多达20爿,合计有10头猪之多。所有这些,都说明在陶寺文化的中期,人们的丧葬观念和礼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一改往日随葬陶器、木器、石礼器的习俗,而以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取而代之了。当然,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是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文明程度的空前提高。
再其次是观天象、祭天神。这一点在陶寺文化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从陶寺城址中发现的“观象台”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尧的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亲自下命令派遣羲和、羲仲去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毫无疑问,“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在史前时期,由于科学不发达,所以王者往往是将为政与为巫结合在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威望和更具号召力。正如基庭所指出的那样“宗教可视为一种启动剂或催化剂,它提供了控制群众的一种途径,从而奠定了控制重要生产资源的基石。”特别是在古代酋邦社会中,几乎酋长与巫师就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民神杂糅”的现象十分普遍。观天象在当时并不是作为科学而是作为巫学的,而巫学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确是不可低估的。这无疑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涵负与精神现象。事实是,如若没有“巫”的配合,也就不会有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因此,观象与崇“巫”,在史前社会中都应当归属于礼仪的范畴,也都会产生礼仪的效应。显然,“礼”在史前社会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与民俗。《通典·礼一》中对“礼”的特点、性质和功能曾作过如下概括性描述“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由此可见,陶寺城址所出土的各种与礼仪相关的遗迹和器物的意义之重大、之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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