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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是文明的果实,文明是社会的结晶,社会是历史的寒暑表与脚步声。而从科学的意义上作考察,人类社会有文字以前的一切历史都必然和必须是经过考古佐证的文化与文明的产物。陶寺考古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以自己独到的发掘和发现,不仅证明了山西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根祖之源,而且也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赓延至今的最古老和最优秀的人类文明。
从2000年我们提出“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文化理念和旅游主题,至今已有3年多的时间了。3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通过常家庄园的历史博览、“百名山西历史人物画展”、确立和建构“晋文化”学术地位与历史格局、寻访龙山文化遗迹及加强对尧、舜、禹历史地位的探寻与认同等一系列活动,使山西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历史文化的荟萃之地与关注焦点,在引发学术界热情眷顾的同时,更招徕了络绎不绝的考察者、参观者和旅游者。
华夏文明看山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命题。我们在提出和回答这个重大命题的过程中,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热情,而且也始终保持了冷静的理性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说“华夏文明看山西”,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山西才有华夏文明,而只是从特定的视域出发,给予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充分的理论诠释与合理的历史定位。作为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对任何历史的评判与诠释,都应当以事实为根据。而正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设论作了极为有力的确证与支持。这就是陶寺考古的新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
显然,我们现在再说“华夏文明看山西”,无疑要比3年前更自信和更有理有据了,因为陶寺考古发掘已以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和最完整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山西。
陶寺文明遗迹作为文明国家的序幕和起源的历史见证,其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成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500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5000年中华文明从此得到了初步的考古证明。二是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这5000年尚是一环套一环,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在过去,所谓“三皇五帝”,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5000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段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2300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从尧的酋邦制时代到夏,大约7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841年,大约1300年左右,从共和元年至今,大约2800年左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4800年左右,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陶寺考古的意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如若单从文明史的久远程度上看,在世界范围内起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古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断裂,也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从萌生至今不但未曾有过丝毫的断裂,而且一直在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的丰富和发展中延续至今,迤逦绵亘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像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尧的时代就开始形成并经过不断发展而来的。
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遗存都在为这个事实提供着极为有力的佐证。特别是文字、礼制、城墙、宫殿、祭坛、器物、仓储、“王墓”、“观象台”等,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也都是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不仅在有力地资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而且也在显豁地阐释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定的前进步履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尧的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也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与性质。这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发达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因为从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它已初步具备了文字、城市、礼仪和青铜器等作为国家文明标志的四大要素。一般说来,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为“游团”;在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的组织形式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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