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是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会腐烂、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陶片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所荷载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就上述地点来说，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地点以于家沟最早，其次是南庄头，再次是转年。除了南庄头可能是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都是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

华南地区由于遗址大都位于石灰岩地区，除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外，都是洞穴或岩厦类遗址。由于石灰岩地区特有的碳富集现象，目前对某些年代数据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测年数据的多样化及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前述大部分遗存的年代即使扣除碳富集的最大偏差以后，仍然在距今万年左右。像年代基本可以肯定的仙人洞、吊桶环的９０００—１４０００年、玉蟾岩的１２０００年左右，以及庙岩、鲤鱼嘴的有所疑问但依然相当早的年代数据，表明在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开始了制陶的试验。而且，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早期陶器的形态的确十分原始，据研究，仙人洞、吊桶环的早期陶器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发展阶段；大岩最早的类似陶器的烧制物、最早的成型陶器从器形上观察，均比玉蟾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漫长的试验和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岩和顶蛳山这样持续很长时间的连续堆积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些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和湖南地区陶器文化已经比较成熟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彭头山文化相类似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早期陶器的起源地区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１９８３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１３０余处，其中５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Ｇａｓｙａ遗址的年代是１２９６０±１２０—１０８７８±９０ＢＰ，Ｋｈｕｍｍｉ是１３２６０±１００—７７６０±１２０ＢＰ，Ｇｒｏｍａｔｕｋｈａ是１２３４０±６０—１５４８０ＢＰ。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Ｍａｅｄａ Ｋｏｃｈｉ的年代超过了１３０００ＢＰ，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遗址甚至早到１３０００ＢＰ。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Ｏｄａｉ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 ｓｉｔｅ发现了年代在距今１５３００—１６５００ＢＰ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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