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１５０００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９０００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１５０００—９０００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１９８３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１３０余处，其中５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Ｇａｓｙａ遗址的年代是１２９６０±１２０—１０８７８±９０ＢＰ，Ｋｈｕｍｍｉ是１３２６０±１００—７７６０±１２０ＢＰ，Ｇｒｏｍａｔｕｋｈａ是１２３４０±６０—１５４８０ＢＰ。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Ｍａｅｄａ Ｋｏｃｈｉ的年代超过了１３０００ＢＰ，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Ｌａｕｒｅｌ Ｆｏｒｅｓｔ遗址甚至早到１３０００ＢＰ。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Ｏｄａｉ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Ｉ ｓｉｔｅ发现了年代在距今１５３００—１６５００ＢＰ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和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的这些早期陶器遗存在文化背景方面或许具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工具组合中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因素、某些燧石工具的出现、遗址的邻水位置等，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的传播和影响关系，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资料。从年代上来说，中国北方地区显然也比境外的这些发现稍晚一些。

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　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根据与陶器起源阶段紧密连接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左右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情况看，起源阶段的陶器显然主要应该归于炊煮器类。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发现了有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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