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７０００—９０００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

陶器的产生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具有内在的联系　这些早期的陶器，在中国南方地区，凡可以确定器形的，基本上都是陶釜或类似的器形；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罐和平底器类。根据与陶器起源阶段紧密连接的距今８０００—９０００年左右陶器比较发达、功能和器形多有分化时期的情况看，起源阶段的陶器显然主要应该归于炊煮器类。

在发现这些早期陶器的地点，玉蟾岩、仙人洞、吊桶环、牛栏洞等发现了有人工驯化痕迹的水稻遗存。牛栏洞水稻遗存出现的比陶器还早。那些没有水稻遗存的遗址，从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种类和形态等观察，人类经济已表现出广谱适应性特征，狩猎对象趋于小型化，其中植物采集在食物中所占比重也表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南方的几个遗址中，陶器遗存的出现都和螺蚌等淡水带壳类动物遗存大量进入文化层堆积具有共生关系。北方地区前仰韶时期的粟作农业已很发达，虽然陶器发明时期迄无粟的考古学证据，但是从年代更早、无陶器遗存的山西下川到南庄头和转年遗址与陶器共存的磨盘、磨棒这类几乎可以肯定是用来加工植物籽实的工具以及动植物遗存与南方表现出的大致相同的情况看，作为炊煮器的陶器，都应该主要是针对谷物类和螺蚌类的食用加工而被加以采用的，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南庄头和于家沟，螺蚌类同样是文化层中较为丰富的遗存之一。因为和从前的狩猎、采集类食物比较，过渡阶段人类广谱性的经济活动新近纳入的谷物类和螺蚌类食物，如果没有合适的炊煮器物和炊煮过程，几乎是无法被加以食用的。因此，中国南北方陶器的发明，又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动力机制。

末次冰期期间，在人口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人类对动植物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空前的增加，这其中就包括在深度的采集经济下对谷物类植物特性的深入认识和对小型的水生动物资源的强度利用。因此，陶器的发明，也是这个文化史上大发明时期的继续和结果。代表人类文化上的广谱适应方式已经确立、食物种类空前扩大的细石器和小石器工具传统起于前，人类向日益变小的宜居环境的集中、对动植物驯化的尝试和定居继于后，这一切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形成了一种探索和发明的制度机制，而陶器的发明和推广正是这个大变化时期一系列发明和创新之一。末次冰期最盛期过去后，人类迎来了一个比较适宜的发展期，获益于自己在末次冰期最盛期锻炼出来的适应与发明创新能力以及制度机制，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人类具有了更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特定的区域内供养更加庞大的社会人口，建立更加稳定的村落群体，这无疑为社会的分工和更新的发明创造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凡是那些独立地经历了早期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地区，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进出比较发达的复杂社会和文明形态。可以说，末次冰期之后的人类文化与社会，在以陶器与农业为代表的技术基础和定居与庞大人口为前提的社会结构的支撑下，迅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中国陶器起源阶段的新发现，还证明了人类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独立性。在西亚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性的农村出现较早，存在着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而在中国，陶器与动植物驯化的共生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尽管中国北方和黑龙江流域的陶器可以早到万年甚至１４０００年以前，但是目前美洲发现的最早的陶器则只有５０００余年。可见，在那些早期越过白令海峡的东北亚人的知识领域中，并没有陶器这一项，或许这些大型动物的狩猎者的生活还不需要陶器这样的器物。因此，新大陆陶器又被重新发明了一次。

（本文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剑桥大学“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国际会议发言提要） 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开始不断地在中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在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陶器遗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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