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习俗与法庭行为

　　通过考查案件记录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典的特殊特性和复杂性。3 多种多样的诉状和反诉为我们同时显示了民间习俗和法律实践，并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前商业逻辑和市场经济逻辑两者如何在典中纠缠在一起。

　　前商业逻辑 很明显，出典人一般都认为他们拥有无限的回赎权。我们有不少案件提到人们试图赎回许多许多年以前典卖的土地。如在19世纪宝坻的一件案子中，赵永的曾祖父曾在1788年典卖土地给一个姓项的人，项后来又把土地租给两个佃户刘和与刘顺，他们耕种此地已不止45年。现在（1865年），赵永想赎回土地，他用抢割佃农麦子的方式来表明他对此地的所有权。由此引发了一场角斗和诉讼（宝坻 104，1865.5.22 [土－16]；亦见宝坻106，1882.2.18 [土－22]）。又比如，在新竹，李进声的叔祖曾在1835年把他的地典给苏恭。46年之后（1881年），刘想从苏的孙子苏黎手中将地赎回，结果也引发争端与诉讼（淡－新23208，1881.11.21 [土－130]）。

　　在最初的典交易以后很久再提出回赎要求，某些出典人并不是真的想赎回土地，而不过是试图逼使典权人支付额外的找价。但毫无疑问，社会习俗和成文法允许永久拥有土地理想的存在，也允许对被迫出售其土地的穷人给予特别关照的伦理的存在。

　　在上面所引的第一个例子中，争端最后在法庭外得到调解。赵永被允许留下他抢割的麦子――这也许正是他起初所想要的东西。作为交换，他保证让项姓典权人继续租田给现在的佃户。他能保留他抢割的麦子也许可以视为对其无限回赎权合法要求的承认。在第二个例子中，县令在起诉状上写下如下的批语“该田系尔叔祖出典苏恭……其孙苏黎等安能抗赎？”案件记录到此为止，可能是因为诉讼当事双方已经看到县令将如何判决，因此通过调解达成妥协。

　　甚至绝卖的土地也可能被认为并非完全绝断的交易，因为法庭有时象社会习俗一样倾向于承认出售土地者对其土地的道德与感情依恋的合法性。如果出售者的祖坟坐落在耕地内而又必须包含在交易中，往往会引起这样的争端。在巴县（也许还有其它的地方），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制定一些预防措施。这方面的习俗逐渐演化成让出售者在契约中特别说明他可“摘留”坟地。

　　但多起案件显示，这种安排充满潜在的冲突。有这么一个例子，当几年以后买者的儿子在坟地上牧养牲口时原主人提起诉讼（巴县6.1：761，1777.3 [土－42]）。在另一个例子中，当新主人在坟地上种庄稼时，原主人提起诉讼（巴县6.2：1427，1796.6 [土－47]）。对那些易手多次的土地，争端更容易兴起。例如，在田产转手三次之后，当新主人想把他自己的母亲葬在坟地上并砍伐其上的林木时，前业主提起诉讼（巴县6.2：1421，1807.4 [土－46]）。在另一件案子中，旧业主提出诉讼，因他得知买家转售了土地而没有为他摘留坟地（巴县6.3：2637，1822.11 [土－99]）。

　　第一件案子由邻居调处，他们核实被告没有一再侵犯坟地。换句话说，社区承认旧业主对坟地的权利。在第二个案子中，中人对于土地的争执没有提出任何看法，而是找出了隐藏的真正（但没有加以说明）的争端。在第三个案子（也由邻居调处）中，两造皆同意“日后坟莹各管，不得复生祸端，”因而也承认旧业主对土地要求的合法性。最后，在第四个案子中，县令同意调查此事，亦即承认原告要求的合法性，尽管他还是作了这样的批示：“如系藉坟需索，……定行重处不贷。”

　　当新业主觉得旧业主超过了道德所允许的要求范围时也会引起冲突，如果契约没有特别说明保留坟地更是如此。这样当原业主继续在已转手三次的土地上搭棚住宿并砍伐坟地以外的树木自用时，该产业的新业主提出控告（巴县6.2：1430，1797.8 [土－48]）。与此类似，一个贫穷的寡妇和她的儿子不得已出售了土地，但之后因无处栖身而在其祖坟地上搭篷占居，新业主因此控诉（巴县6.4：1707，1851.8.19 [土－54]）。我们总共有七宗巴县档案涉及新业主控告旧业主侵犯他们的权利。4

　　在刚刚引用过的两宗案件的第一宗中，被告在契约上摘留了坟地，因此对其有合法的权利，但他明显侵占了坟地以外的土地。调解者商定澄清坟地边界并要求被告赔偿他砍伐的树木，以此解决争端。在另一宗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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