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章中，国民党立法者保留了未经修订的大清律例及北洋政府针对典卖的规定的基本要义。但他们对回赎权的期限作了重要的修改，缩短到30年，亦即仅是北洋立法者允许的一半（第912、924条）。按他们的说法，这是必要的修改，以使产权明晰。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则权利状态不能确定，于经济上之发展甚有妨害。”（《中华民国法制资料汇编》1960：10）。

　　国民党立法者还决定让买卖典权的民间惯习合法化，正式允许清律之所未曾允许。第917条规定典权人可以把典权让与他人，第915条更规定典权人可以转典或出租典物与他人。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对市场的现实做法作了更多的让步。

　　最后，国民党立法者，象他们的清代同仁一样，决定否定民间的抵押惯习（借贷中以土地为抵押，这里的抵押不同于国民党民法典使用的“抵押”[mortgage]一词）。中央政治会议在其“立法原则”中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习俗无不动产质而有典”（潘维和1982：107）。

　持续的问题

　　到此为止我们对典的分析只限于全面性的讨论。现在我们转向分别集中讨论围绕这个习俗并贯穿整个过渡期内的四个问题：找贴、回赎的时限、转典、以及典与抵押（其民间的用法）之间的混淆。立法者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共同思路是寻找一条调和前商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途径。

　　找贴 我们已经看到，当土地（及其典权）价格上涨时，出典人可能会试图借威胁赎回出典地而从典权人那儿榨取找价。苏州沈氏家族的土地交易是这方面的清楚例证。涵盖1659年至1823年的记录薄中有许多同一块地多次找贴（或用他们的话说，贴）的例子。例如，沈家在1663年从桑振泉处以四两银子典买了一亩地，1860年又额外支付（贴银）四两，1701年二两，以及1716年二两。原典交易70年后，1733年最后绝买时再支付二两四钱（绝买银）。1659年至1729年间的53份账目中，28份表明有两次以上追加支付，仅11份是一次性地支付找贴获得绝卖权（洪焕椿1988：90－95）。

　　1730年清政府颁令只许找贴一次之后，沈氏家族的找价支付急剧减少。以接下来几年（1731－43）同样份数（53）的账目为例，我们发现只八份显示有两次或多次额外支付，而30份只追付一次就获得绝买权。此后，多次找贴变得越来越稀少。1744年至1823年间的488份账目中只有五份表明沈氏家族在获得最后的绝买权之前有两次额外支付。它似乎说明司法体制成功地消灭了该惯习（洪焕椿1988：94－145）。

　　我们的案件记录只有一件些许提到有一个法庭实施1730年的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典人和典权人双方都想利用市场价格的上升。这就是前面引用过的1796年巴县的一个案子，案中杨攀龙曾典买刘洪志的地。当价格上升时，杨首先靠转典谋利。但刘也成功地控告杨补付找价而分得部分利益（20两银子）。当价格进一步上涨时，两人陷入激烈的争执，刘要求杨绝买土地，杨则试图迫使刘以市场全价赎回土地。法庭决定中止他们的技俩，下令刘另觅买主、杨赎回转典权并不得阻挠出售。

　　我们已经看到，以保护弱者不致被迫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赎回产业为理由， 也或许是因为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持有保留，国民党立法者们重新采用了清代旧法典针对典的条款。其实，法律系统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当时已无疑问，因为1915年时大理院已经确认这一立场。颜俊臣是一份价值增殖不少的产业的典权人，他曾在地方法庭中控诉要求出典人应以市场时价赎回典权，而不是以多年前的原典价回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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