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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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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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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流行情况，并根据历史资料上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
1. 内蒙古及东北
近代较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有以下几次：(1) 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肺鼠疫大流行, 死亡60468人。(2) 1917-1918年内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并传入山西，死亡14600人。(3) 1920-192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 传染东北许多地区, 死亡8000余人。(4) 1928年内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约4000余人。(5) 1947年内蒙古东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25098人。
按照现代鼠疫专家的研究，今日内蒙古地区存在着范围广阔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有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疫源地，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疫源地[9] 。这一广阔的区域包括内蒙古高原的绝大部分，不仅近代中国北方几次大的鼠疫流行都源于这一区域，元代的鼠疫流行和万历年间的鼠疫流行均与这几个鼠疫疫源地有关。鼠疫史学家多斯就这样写道：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虐了15年。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自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10]
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一文中，曹树基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大同地区开始的。这一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11] 虽然这一记载并未说明此疫即为鼠疫，但从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这两点来分析，疑为鼠疫。同一年，疫情传至山西中部，次年传入山西南部。在潞安府，“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12] 。所谓“肿项”，是为患者颈部淋巴肿大所致，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此看，万历八年的鼠疫是从大同爆发且向南传播的。由此联想到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13] ，“人死者过半”[14] 的记载，我们怀疑14世纪大同发生的大瘟疫仍为鼠疫。
大同地区屡次成为大规模鼠疫流行的原发地，令人怀疑该地可能存在或者邻近鼠疫自然疫源地。今天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东南界在包头—固阳—武川—察右后—化德—康保各县、旗治所一线，距离大同已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该线以南及大同以北，明代后期以来，大批汉族移民集聚于此，大片草场开垦成耕地，原有的生态景观发生巨大的变迁，因此，历史时期存在于此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可能北移。作为证明，该鼠疫疫源地的西南界，正好与河套北界吻合，形成一个弯弓形（见附图一）。众所周知，河套地区的开垦是清代后期乃至民国年间完成的。河套农耕区的三面皆为鼠疫疫源地，实际上意味着开垦之前的河套地区也可能是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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