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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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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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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天地之间的“戾气”、“浊气”。因此，鼠疫在许多地区被神秘化。“万历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42] 。又如在疫区，“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成为普遍现象。
1938年，广东省卫生行政官员冼维逊在亲历遂溪县的鼠疫流行疫区后指出：
居民于疫起时相率逃避，且更因迷信关系，恐鬼神为祸，忌讳甚深。患疫死者，家人不敢啼哭，亦不老丧，亲朋谈论亦不敢及。
又议及廉江情况：
地方当局以鼠疫归因于“地气”或鬼神作祟者，仍不乏其人。居民之迷信及忌讳，亦无殊于乡辟，殊堪浩叹。[43]
乡民及地方官员都将鼠疫流行视作一种鬼神作祟或“气”之使然。因此，在我看来，传统时代人们对待鼠疫以及类似的疫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传统时代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的顺应和尊重，而且还意味着对自然界一切不可知事物及不可抗拒力量的屈服。
再回到历史时期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题上来。正如上文所述，鼠疫生态学家认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相当牢固的统一体是“天”、“地”、“鼠”的紧密结合。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扩大和活动强度的加强，人类愈来愈多地深入鼠疫自然疫源地，与疫鼠的接触也愈来愈多，人间鼠疫的流行也愈来愈频繁。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鼠疫自然疫源地原有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疫源地被摧毁，“天、地、鼠”的统一体为“天、地、人”新统一体所取代。在有些地区，这一取代过程是平静的，草场开垦成良田，农业取代了牧业。在另一些地方，这一取代过程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土壤的沙化不仅消灭了牧业，也消灭了农业；不仅消灭了老鼠，也消灭了人类。直到今天，即使不用开垦的方式，生态学家对于在某些地区彻底消灭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设想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为，在人们消灭鼠疫菌的同时，有可能消灭自然界存在的鼠的种群繁殖的抑制力量。当一个区域的老鼠种群无节制的繁衍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也就是说，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天、地、鼠”统一体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之一。
附图一 鼠疫自然疫源地与河套灌区的关系（略）
附图二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变迁（略）
注释:
[1] Michael W.Do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Press, New Jersey,1977.
[2]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 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1999年复旦大学《历史时期的灾害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4]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内部印行本），1981年。
[5]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6]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38页。
[7]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53~255页。
[8]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9页。
[9] 参见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
[10] Michael W.Dols(1977):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pp39-41..
[11] 万历《山西通志》卷26《祥异》。
[12] 万历《山西通志》卷26《祥异》。
[13] 《元史·五行志》
[14] 康熙《山西通志》卷30。
[15] 《疫史》第506～511页。
[16]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306卷《太原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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