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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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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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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年），广西瑶民反叛，“劫遂溪，至雷州。时承平日久，民不知贼，于奔入城，相持日久，城中疫起，十死六七，田野荒芜，户口顿减”；同书又记弘治二年（1489年）“瘟疫流行，民死者以千记”，疑似鼠疫的爆发流行。这一鼠疫的流行与江西南部南安府的鼠疫流行几乎是同时代的。赣南与遂溪相距甚远，我们猜想成化年间在两县之间应当还有若干疫县的存在，构成当时华南地区的鼠疫流行区。
17～18世纪遂溪、石城一带又爆发了一次鼠疫流行。道光《遂溪县志》卷２称：“（康熙）十九年庚申到癸亥，亢旱连岁，更经海寇蹂躏之后，复并瘟疫。耕者皆废，迫于追呼，死徙流离，荒残日甚，难乎其为邑矣。”光绪《临高县志》卷3《舆地·灾祥》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疫，自二十二年至是，凡四年,疫疠流行，人畜多毙。”人畜皆毙的疫疠很可能是鼠疫。
8．江西
《疫史》所载民国年间江西东部地区的鼠疫流行，着眼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细菌战时期所投施的鼠疫菌及其危害。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江西赣南地区存在一个历史远较此更为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在两篇有关的论文中，曹树基阐述了以下几点事实：宋元之际的战争曾使赣州路人口损失超过80%，疑其中有因元兵活动带入的鼠疫。确凿的资料表明，明代前期南安府发生严重的肺鼠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以后，南安府的大疫不断发生。虽然《疫史》中没有赣南地区鼠疫的记载，但《崇义县地名志》的《前言》（油印稿）却称1949年以前该地一直流行鼠疫。鼠疫是当地的地方病，从明代前期至此，一直没有停止过流行[36] 。
这一事实证明，赣南山区存在着一个历时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9．安徽与浙江
在有关移民历史的研究中，曹树基阐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瘟疫的传播与危害。最典型的例子见于皖南地区，所谓“宁（国）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与同时代云南回民战争时期的情况相同。云南流行的是鼠疫，这已没有疑问。长江中下游地区究竟流行何疫，以前一直未获临床症状的记载，无法确定。曹树基在一篇文章中推测这场大疫可能为霍乱流行[37] 。然最近读到一些新的材料，疑此一时期的疠疫流行，在一相当大的地区仍为鼠疫。如光绪《宣城县志》卷36《祥异》在记载同治元年的大瘟疫后，又有“鼠灾”的记载。按照下文的分析，在医学专家看来，当一场大疫与“鼠灾”相联系时，就让人联想此疫即为鼠疫。清代浙江衢州的医生雷丰作《时病论》，其中有《温瘟不同论》一篇，议及咸丰、同治年间衢州发生的大瘟疫：
咸丰八载至同治元年，粤匪窜扰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头面、颈项、颊腮并肿者，为大头瘟。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喉痛颈大，寒热便秘才，为虾蟆瘟（一名捻颈瘟）。两腮肿胀，憎寒恶热者，为鸬鹚瘟。遍身紫块，发出霉疮者，为杨梅瘟。小儿邪郁皮肤，结成大小青紫斑点者，为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证，与温病因时之证之药，相去径庭，决不能温、瘟混同而论也。因忆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隆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温病。[38]
雷丰祖籍福建浦城，后随祖父转迁三衢。《时病论》一书印行于光绪八年（1882年），距离咸丰、同治大瘟疫仅次20年时光。根据上述记载，雷丰父子治病所用方法，是治疗瘟疫而不是治疗温病的方法。查明代末年吴又可著《瘟疫论》：“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核，俗名疙瘩瘟是也。”两相对照，雷丰列为第一、第二的两大瘟疫，“大头瘟”和“疙瘩瘟”，都与吴又可的描述有所不同。所谓“大头瘟”，在雷丰看来，包括颈项部的肿大；而颈项部的淋巴肿大，正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疫史》调查，在云南及许多地区，直到近代，人们一直称腺鼠疫为“大头瘟”，即与鼠疫的这一症状有关。另外，雷丰所描述的“疙瘩瘟”，还有“遍身流走”一说，正符合腺鼠疫患者身体许多部位淋巴肿大的特征。由于身体各部位的淋巴肿大有先有后，给人产生“流走”的印象。至于“瓜瓤瘟”，是肺鼠疫患者典型的临床症状。至于“虾蟆瘟”及其他各种瘟疫，则与鼠疫无关。
这也就是说，雷丰观察到的腺鼠疫的症状比吴又可记载得更详细、更具体。因此，我们相信雷丰所记是根据对咸丰、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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